向着风车的战斗（第2/5页）

11月9日，中共中央撤销了中央农村工作部，毛泽东说，中央农村工作部（主要是部长邓子恢）“十年来没有做一件好事”。631

接着，在全国城乡抓阶级斗争，毛泽东亲自跑了11个省，了解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情况。为了指导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了一个小型会议，搞了个《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10条》）强调要“团结95%以上的群众，团结95%以上的干部”，教育为主，惩办为辅，“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

《前10条》制定的时候，刘少奇正同夫人王光美在外国访问，没有参加。回国后，根据《前10条》的基本精神，主持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10条》）。

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两个“10条”下发全国城乡，这样，从1963年冬到1964年冬，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到底中国有多少阶级敌人？毛泽东说，“总之，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632建立在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正确判断之上，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组不断地“发现”，基层组织和干部，“这里也‘烂掉了’，那里也‘烂掉了’”。633

怎样甄别挖出这些阶级敌人呢？土改时的办法仍然是适用的，派工作队“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在此基础上，后来又发展出了“追根子”的斗争方式。刘少奇曾经教育过下面的同志：“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的根子在哪里？我们说根子是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如一般所说的‘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这是下面的根子，这是基本的根子”，“上面的根子有没有？”“单单注意下面的根子，不注意上面的根子是不行的。”“上面的根子也要追，上面的根子更危险，一律要追，追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县委的追到县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634说这话的时候他实在没有料到后来竟追到了自己头上。

发现了阶级敌人怎么办？夺权。1964年，中共中央转发了两个夺权斗争的经验报告：一个是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又称白银厂），第二个是天津小站地区。白银厂是1962年才部分建成投入生产的全民所有制的大型联合企业，拥有职工11000多人。1963年3月，冶金部和甘肃省委工交部派人率工作组进厂开展五反运动，认为该企业“领导集团成员生活极端腐化”，“反革命活动猖獗”，“抗拒中央指示，打击和陷害好人”，“成了一个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统治的世界，即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统治的世界”。635工作队“以阶级斗争为纲”，放手发动群众，进行了夺权斗争，处分了党委书记、党委第一书记、两名副书记和其他一些人，有的还被判了刑。天津市小站地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1964年1月开始，3月份市委抽调了大批干部加强了工作组的力量，周扬、陈伯达、《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十来个人也参加了该地区的社教运动，经过一番斗争，这里打了3个“反革命集团”。市委认为，四清运动以前，“这里的天下还不是我们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的。”636

1964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全国工作会议，总结和研究社教中的问题。邓小平以为是一般的汇报会，说了句“毛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了”637，主席很不高兴。会中，毛泽东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统帅”638刘少奇是不赞成的，委婉地说“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一个不叫我参加会，一个不叫我讲话”639，毛主席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党中央的一线工作还是由刘少奇主持，但是一些重要的事情毛泽东却不再同刘少奇及其他常委通气了。

1961年1月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应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之约写出《海瑞罢官》。在毛泽东的授意下，江青、张春桥安排姚文元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写好后，毛泽东“看了3遍，认为基本可以”。640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该文章。

文章出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刊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11月20日，毛泽东要上海立即将姚文元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发行。24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征订。北京新华书店请示市委，得到的答复是“一本也不订”。毛泽东的试探强化了他对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认识。

经过二十八年艰苦的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独立；经过七年的经济恢复、土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确了社会主义制度。然而建设了十年的社会主义却是一个让毛泽东失望的现实社会，在他眼里，这个社会主义社会是如此不完美、不理想，各个领域的问题都非常多，资产阶级的势力非常大641，“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