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着风车的战斗（第3/5页）

不破不立，不乱不治，为了要创造一个“新世界”，毛泽东发动了他“触动到人们的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643的文革。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644。当晚李雪峰到北大讲话，指出“斗争要有组织纪律，不要弄得乱七八糟”。第二天，周恩来派张彦到北大强调，“贴大字报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原则。”康生将情况密报给毛泽东。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午，毛泽东看到聂元梓的大字报，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645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全国轰动了”，各地学校起来造反，反对校党委、批判专家、学者、权威，教学工作基本瘫痪。

非常情况之下，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作出了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的决定。6月4日，刘少奇、邓小平乘专机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让刘少奇“相机处理”。

7月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宣读北京市委的《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最后讲话，“党中央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学校革命学生、老师和革命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他还说了，“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大会结束前，毛泽东走上主席台，会场上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踢开党委闹革命”、“踢开工作组闹革命”等口号指引下，7月29日以后的各大中学校开始了无领导、无政府状态。

1966年8月1日，仓促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8月7日，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646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引文】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刘少奇开始受到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攻击。

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毛泽东特意“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在这次大会之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破四旧”647、“大串联”648、打击知识分子、冲击政府机关，到处“冲杀”，烧戏装、改地名、砸文物、抄家、揪斗、打人，遍及全国城乡。

1966年10月，毛泽东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开始贴出，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大会做了检讨。随后，陶铸、贺龙、刘志坚、张霖之等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649

1966年11月6日，上海17个工厂的造反派代表串连筹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冲击市委、卧轨拦车，“武斗”打垮“赤卫队”，彻底打倒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实现了全面夺权；11月8日，王振海等人率领部分合同工、临时工组建“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占领了全国总工会大楼和劳动部，揪斗领导干部，绑架工作人员。

“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6501967年，“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开始了。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成立宣言中写道：“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一定要把一切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的市、区、县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工厂、企事业单位、农村人民公社、商店、学校、街道等等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夺过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6511月14日，山西省夺权；1月25日，贵州省夺权；1月31日，黑龙江省夺权；2月3日，山东省夺权；……“当时不仅几乎各省、市、自治区一级都进行了夺权，不仅几乎中央各部委都在夺权，而且下面千千万万个单位都在夺权。人人谈论夺权，处处争论夺权。”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