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救上到勤王戊戌庚子间的朝野政局（第5/22页）

故以兵柄尽付荣仲华。荣惧而泣，计无所出。夜得右帅电云：“慈圣训政，臣民之福。而尊主庇民，全仗中堂主持。万代瞻仰，在此一举。”岘帅亦有电云：“君臣之分当尊，夷夏之防当严。某之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荣天明以二电面奏，长信惧，乃辍计，而心衔二人。[36]

据说当时因外间督抚只有刘坤一力争废立，

深宫震怒，即欲革职。而荣禄言于太后曰：“坤一，湖南老帅，骤革之，恐激湘军之怒而生变。宜优容之而阴掣其兵柄，则彼无能为，而可以牵住湖湘之心。”太后从之，不加谴责，即刻下密旨驻防将军，令其节制江南诸军；又下密旨湖北总督，令其严密防勤王之师。[37]

所以刘坤一称：“现在两宫慈孝相孚，诚为宗社苍生之福，而其枢纽，全在荣相，内则设法调停，外则勉力撑持，宁国即以保家，此公解人，当见及矣。”[38]对荣禄有所寄望。

1898年底，康有为所抨击的“伪临朝”对内对外接连作出姿态，似乎有意努力改善政变在国际社会所造成的不良影响。12月13日，西太后特意安排和光绪一起在宫内召见英、美、德、法、俄、奥、荷、日本等各国驻京使臣的夫人，“由英使命妇领班朗朗宣祝词，皇上起而握手为礼，既而皇太后亦一一握手，并以珠约指分带诸命妇指上，命庆王福晋带出赐宴。宴毕，皇太后率皇后出，命入座观剧，设茗果款之，极道辑和之谊。及诸命妇退出，皇太后又分赐绸缎、书画各一分，雍雍肃肃，穆穆皇皇，诚中外一家之盛事也”[39]。此举不一定能完全打消外国人士的疑虑，但显然引起了期待中的反响。[40]

对内方面，由于政变后给康有为等人定立的罪名之一是结党营私，牵连广泛，势必人人自危，上下浮动，为了安定人心，清廷宣布对官绅中与其有关联者政存宽大，“概不深究株连”[41]。这是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所定的一般性原则。后来两广总督谭钟麟从康有为本籍抄出“逆党”往来信函多件并石印呈览，其中“悖逆之词，连篇累牍”，牵涉多人。清廷发布上谕，仍然宣称不予追究，而且公示已将原信悉数焚毁，同时告以各函均已石印，似仍保留。[42]既示以宽容，又捏住把柄，真是一举两得。

荣禄等人态度的变化，除自身的利害权衡外，与日本方面积极施加影响不无关系。政变后，日本担心守旧官僚亲俄，危及东亚局势和日本的利益，设法说动当路大臣继续变法图强的政策。1899年3月，伊藤博文致函奕劻，“示以近日利病之所在，练兵理财为治国首务……宜早画定规模”。4月底，又再次致函奕劻，“示时局艰难，务图富强，以固邦基”。同时致函荣禄，“备言欧亚情形，谓敝国（按即中国）不图自强，贵国（日本）亦成孤掌，谆谆以整军丰财为急务，善哉言乎！”伊藤博文的门生、日本驻华使馆参赞楢原陈政拜访荣禄和奕劻，也转达此意。

7月，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与奕劻会晤，“谈次纵论亚东大局，输忱解带，披胸同心，忠告之言，良用欣感”。对此，荣禄和奕劻至少作出赞同姿态，复函分别表示:

子产之告羊舌，未能若是之深切也。方今敝国情势，早在鉴中，执事不姗笑之，而必欲策励之，使尽去积习，而臻于富强，非深维唇齿之义，力顾中东大局者，何能及此。

但念方今环球强国，鹰瞵虎视，皆狡然思逞。惟我国与贵国同处一洲，辅车相依，关系尤重，急欲认真联络，借助他山以成众，建不拔之势。

并表示：“迩来于整练营伍、开通商务诸事，凡可以致富强者，皆次第举行。”

当然，荣禄、奕劻对于伊藤博文的意见，也有所保留和辩解。荣禄认为:

夫中国非真不可为也，积习相仍，骤难移易。譬之起虚孱，而仁痿痹辅，以善药效，虽缓而有功；投以猛剂，病未除而增剧。客秋之事，略可睹矣。仆世笃忠贞，忝膺重寄，练兵筹饷，日切图维，执事知我爱我，必更有以教我也。……第练兵不可无饷，求财过急，则恐失民心。变法在乎得人，用人不当，则反滋流弊。仆以为法无新旧惟其是，国无强弱存乎人，事业出于精神，国是不争意气，诚得年少有才气者，从老成人翼导策驭之，破除锢习而不失中和，共立功名而不伤元气。

奕劻虽然同意“谋国之术，因时消息”，需要学习外国，扩商利，练精兵，对于时趋却不以为然，所谓:

方今地球强国环峙，日夜以修制战备，扩充商务为能，尚诈力，贱仁义，不务广德与民休息，而专恃攻取角胜，实千古未有之变局。……敝邦恪守祖宗宽大爱民之制，故赋额轻减，蠲振频施，不肯竭泽而渔。从前封桩羡余厉民之政所不敢出现。[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