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救上到勤王戊戌庚子间的朝野政局（第6/22页）

与此同时，清政府还通过各种途径，与向康、梁等流亡者提供庇护的英、日等国交涉，使之不再提供保护或迫使流亡者离境，以便实行暗杀绑架。11月30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到武汉，张之洞与之会谈时要求后者密告日本政府，如果不将康有为等人驱逐，他无法实施由日本军事教官训练军队等计划，又提出要日本政府与总理衙门交涉，让南北洋和湖广尽快派出留学生赴日。[44]日方权衡利弊，答称:

日本政府极不愿为康及其党徒在日本提供政治庇护，但由于国际上通行之惯例，又无法违反本人之意愿而将之遣送出境，但日本政府愿采取一切努力以便达此目的。[45]

奕劻在赞成伊藤博文关于中日两国合力维持东方大局意见的同时，趁机要求日本将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等人驱逐出境。[46]经过一段时间的讨价还价，日本终于借故将康有为礼送出境。

在这样的背景下，舆论和传闻的风向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899年6月起，连续出现多宗关于西太后准备再行新法的消息报道。如6月26日香港《士蔑报》称:

西后因时事孔亟，急欲购求新法，又使人调查康有为奏折，一一呈览，不许留匿。又由天津、上海等处，购得当世政论各书，其值约三千两。

7月1日东京《时事新报》报道:

西后每日必数遣内侍往问皇上病状，闻少痊，即慈颜大喜。且尝云：观今日之势，不能不行新政。又北京来信云：西后之急欲变法，事系的确，并非风影之谈。闻西后近日尽发康有为前后所上条陈览之曰：康有为之话，实在句句不错。

7月3日伦敦《泰晤士报》报道:

近有中州某公于召对时，西后询以行新政与按步就班孰善。某公奏祖宗成法，历久不敝，自以按步就班为善。西后顾谓皇上曰：然则外间亦不以新法为然。皇上敬对曰：乾嘉时，西人尚未如此相逼也。西后颌之。

7月4日东京《日本报》报道:

日前西后以国事日亟，强邻逼处，特召李合肥傅相垂咨一切。傅相以力行新法为请，返复辩难，几历时许。西后颇为之动听。

7月10日香港《士蔑报》报道:

近日西后又饬军机处进呈去岁康、李、杨、宋诸臣条陈，详细阅览。又近数日有二翰林召见，西后问以亦曾看时务书否。对曰：臣从不敢看。西后谕曰：时务书岂可不看，将来何以应变耶？二人恭聆之下，不觉惶悚。

7月11日，香港《西报》引述北京友人来函称:

西后近来颇以康有为等所上条陈甚善，命左右将康、梁诸人奏章进呈慈览，恒阅至中宵不辍。一夕，阅至京卿林旭所上条陈，不禁拍案称善。次日召见某邸，询问康有为一干人究竟如何。某邸对曰：皆是大逆不道。西后曰：其言亦多可采，特诸臣不善奉行矣。

1899年7月28出版的《知新报》第94册汇辑了上述消息，表明康有为一派注意到这一新动向。尽管他们并不相信西太后的诚意，还是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同日《知新报》发表《论今日变法必自调和两宫始》，一改政变以来对西太后口诛笔伐的态度，将攻击的矛头首先指向荣禄，将戊戌政变说成是贼臣从中离间，两宫失和所致。文章认为，政变后为使光绪复辟而采取的革命或勤王方略，均不可行，因为两策均可能为光绪带来杀身之祸，“事未举而中国之亡已久矣。窃以为定今日之政策，措天下于泰山，变法自强，当以调和两宫为第一义”。两宫不和，起于贼臣谗间之口和贼臣篡夺之谋，“实荣禄一人言之而一人为之矣”。皇帝、太后的安危与中国及人民的安危密切相连，西后欲谋自安，必须诛贼臣，和两宫。否则，荣禄可以借西后以除皇上，他日必以皇上之故而除西后。

迩来各报流传，谓西后遍阅新党诸奏折，因而谓之句句不错。又勉诸小臣以阅时务书，而使某亲王将神机营以敌荣禄，又将采用新党之言而讲求变法，一似重悔前此之孟浪，遽尔幽闭圣主，诛逐忠臣者。事出传闻，并非确据，然外侮之日甚，内臣之日专，苟有人心，无不悚然而怵惕临之矣。夫中国今日不能变法，由于皇上之无权，实由于两宫之不和。而究其纪极，则由于贼臣之构祸也。

西后如果“诛贼臣以谢天下，下明诏以复新政，起新党以图大业，而勤王之论不作，可以自保其身；革命之说不行，可以长享其国”。

针对情况的变化，康有为等人调整了策略。四个月前，梁启超发表《论保全中国非赖皇上不可》，批评当时关于保全中国的各种意见，甲说望西后、荣禄、刚毅等他日或能变法，乙说望各省督抚有能变法之人并进入政府，丙说望民间革命军起，仿效美、法实行共和独立，参照中国的实际，各说均不可行。“故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47]至于保全之道，《知新报》的《保身保家说》主张其道有三，一是尊皇，二是养才，三是合众。[48]欧榘甲《论救中国当以救皇上为本》，更直接呼吁“我同胞忠君爱国之士，其可以拔剑而起矣，其可以投袂而兴矣”[49]，重心显然在于依靠民间力量勤王举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