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宋徽宗的浪漫生活（第8/17页）

事情起因于曾布的不争气。

他向皇帝推荐陈佑甫担任户部侍郎。这位陈佑甫偏偏是他的儿女亲家。陈佑甫的儿子陈迪是曾布的女婿。按照大宋的规矩，宰相是不能举荐自己亲属担任要职的。

蔡京立即动本参劾。

他的话狠辣而简明：“爵禄者，陛下之爵禄，奈何以宰相私其亲？”官职俸禄是皇帝的，你宰相怎么能够以权谋私，私相授受给自己的亲属？

曾布不服，喋喋不休地在皇帝面前驳斥蔡京，为自己辩解，不知不觉间声色俱厉起来，于是构成了当年他叱责别人的另外一条罪名：在天子面前无人臣之礼。徽宗拂袖而起，相当不快。御史大夫们见此情形一拥而上，交相弹劾，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呼吸立成祸福，喜怒邃变炎凉。”意思是说曾布势焰熏天，喘口气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喜怒哀乐之间就可以改变天地间的冷暖炎凉。曾布别无选择，只能辞职。皇帝接受其辞呈。

这还没完。蔡京乘胜追击，弹劾他贪赃枉法，收受贿赂，将他的几个儿子一网打尽，抓进开封府锻炼周纳（刑讯逼供、罗织罪名之意），迫使曾布低头认罪。结果曾布再次贬官，被发往太平州居住，就是今天的安徽省当涂县。从此，曾布噩梦不断，直到五年后，在郁郁寡欢中死去。

一个月后，蔡京坐到了曾布的位置上，成为帝国第一副宰相。此时，他的官衔是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这个职衔，习惯上已经被认为是拜为宰相了。一般说来，它与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并列为宰相，但名次在后，因此，说它为第二宰相或许更合适。

拜相制书下达后，徽宗在延和殿召见蔡京，问道：神宗皇帝变法改制，哲宗皇帝继承之；可是经过两次翻覆，至今国是未定。我要继承父兄遗志，先生有何指教？

史称，蔡京连连叩首说：将死而后已，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

史又称：“京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为。”也就是说，朝野上下寄希望于他有所作为。

蔡京果然有所作为。

当国之初，他动作迅速地帮助皇帝完成了两个出尔反尔的重大转变：

第一个动作，是将元祐党人，也就是反对变法的保守派人士彻底打进地狱。

皇帝即位之初，曾经发布煌煌文告昭示天下，将以至正大公的胸怀，不偏不倚地对待变法与保守两派，以期利国利民。如今，仅仅一年多一点时间，言犹在耳，事情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蔡京上任的第二天，徽宗下达了一道禁止元祐年间所行法政的诏书，措辞的强硬与严厉，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谦抑与温和。以此为开端，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极为著名的、整治保守派人士的元祐奸党案及其元祐党人碑。

蔡京为皇帝提供了一份元祐奸党名录，其中包括了以人品官声享誉当时、以文化成就震烁古今的司马光、苏东坡、苏辙、黄庭坚、程颐、范纯仁等数百人。当年，章惇修理政敌时，曾经提议皇帝把司马光的坟刨开，鞭尸三百。如今蔡京没有那么粗野凶暴，那么小儿科，但却更加阴柔老辣。他将锋芒直接指向这些政敌们生前身后所最珍视的部分：千秋名节、子孙后代的尊严，还有他们的现实生活。

徽宗皇帝以自己优雅高超的书法艺术，先后两次亲手书写元祐党人碑，分别刻于端礼门的石碑和文德殿门的东壁之上。并由书法艺术同样高超的蔡京书写颁示天下州县，命令各地刻立石碑，用以惩恶扬善。据说，直到今天，在某些地区还能看到这种石碑。从公元1102年到公元1104年，也就是崇宁元年到崇宁三年，这种政治迫害运动具有相当程度的深度与广度：当时，这些被列入奸党名录的人，大多已经故世，于是，迫害的锋芒主要指向他们的著述和子孙后代。

名列奸党的许多人，是当代的学术泰斗或文坛领袖。这使禁绝销毁他们的著作成为当务之急。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黄庭坚号称苏门四学士之一，他的一句“春归何处”曾经问得诗苑词坛一时间黯然失色。与苏东坡比较起来，这位影响巨大的诗人虽然只能屈居二流，但是禁绝销毁奸党著述却是由他首当其冲。其起因相当猥琐无聊：

黄庭坚名列奸人党籍之后，被贬黜到湖北降管勾玉隆观，这是个仅次于撤职罢官的闲职。湖北转运判官名叫陈举，此人很想借黄庭坚的文名抬高自己的身价。于是，有一次黄庭坚应邀撰写一块碑文时，陈举要求在碑文撰写人的落款上，把自己的名字添加上去。黄庭坚不愿意，拒绝了。于是，这位相当于省一级主管日常工作秘书长的陈举，便在碑文中断章取义地摘录了一些词句，举报黄庭坚诽谤朝政。他有意将举报交到了副宰相赵挺之手中，原因是他知道赵挺之与黄庭坚不和。果然，赵挺之立即向宋徽宗报告。结果，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黄庭坚被进一步贬窜到岭南，并死在那里；另一方面，则是大举开始了禁绝销毁奸党著述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