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被判处死刑（第2/6页）

7月18日。休整和放松的日子结束了。我们驱车赶往罗曼，然后搭火车完成剩下的路程。实际上，我们的目的地是东普鲁士，尽管在途中，我们接到的命令发生了改变，我们重新赶往波兰。据说苏军已经渡过了布格河，正向西推进。

7月20日。当天发生了刺杀希特勒的事件。我们当中没人知道这一事件的原因。据说这是高级将领之间的阴谋，这些人将被处死。我们还惊讶地获知，从现在开始，传统的军礼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德意志礼”—我们必须使用举手礼，就像党卫军那样。但命令就是命令。我并不认为这个规定会对部队的士气起到任何提高作用。相反，我们感到惊奇的是，他们凭什么认为能打动我们这些士兵，从而与那些党的要人们更加亲近呢？不管怎么说，这些大人物总是前呼后拥，我们还得设法保护他们。他们给部队的指挥部派遣了政治军官，还给我们派来了具备国家社会主义理想的士兵。这纯属狗屁！难道这能帮我们生存下来？谢天谢地，我从未遇到过这种类型的家伙。我很怀疑这些家伙是否有胆量跟我们一起在战壕中御敌。

7月21日。进入波兰后，我们的任务是守住桑河上雅罗斯瓦夫附近的防线。敌人已经在几个地段试图渡过该河。白天时，我们遇到了一股与自己部队失散的德军，他们惊慌失措，沿着河岸的低地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的许多战友被波兰游击队打死了。夜间，我们与敌军发生了激战，成功地阻止了他们渡河的企图。

7月25日。天色尚黑时，敌人的一队坦克搭载着步兵发起了进攻。我们没有反坦克武器，不得不撤出了阵地。所有人惊恐地四散奔逃，在玉米地里寻找着隐蔽。敌人的坦克追了上来，很快便超过我们，坦克上搭载的苏军士兵发起了攻击，我们中的许多人在这场白刃战中身亡。瓦利亚斯和我躲在一片被雨水打湿后压平的稻草堆下。由于天色黑暗，我们幸运地没被敌人发现。

一个小时后，敌人的一些坦克被击毁，他们再次被赶了回去。我们壮着胆子爬出了玉米地。我和瓦利亚斯平安无事，甚至连我们的重机枪也完好无损。

这是血腥的一天，我们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许多战友在与敌步兵的短兵相接中惨遭杀害。头颅破碎、腹部开口的尸体躺得到处都是，有许多已被坦克压扁。逃入玉米地时，我们的连长—那名少尉—失踪了。有人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正跟着一些士兵奔逃，一辆坦克在身后追赶他们。他是负伤还是阵亡，或是落入了敌人之手，没人知道。根据眼前的这场屠杀来判断，敌人没抓俘虏。“失踪”这个词给家属带去了一线希望，尽管经历过俄国战事的人对这种希望不会抱有任何一丝幻想。敌人被压抑已久的仇恨，使得任何一个落入他们手中的人都不会有丝毫的生存机会，所有的希望都像春季阳光下的积雪那样融化消散。

尽管对我们的少尉不太了解，但我们还是对他的失踪感到非常遗憾。他可能只是经验不太足，但却是个具有强烈责任感、堪称楷模的军官。弗里茨•哈曼的副射手也牺牲了，连同他一起损失的还有他那挺重机枪的枪架。现在，可用的重机枪只剩下我这挺了。

7月26日。一名中尉被任命为新连长，他接管了我们这支所剩无几的连队，同时还包括第7连的残部。在沃拉佩尔金斯卡附近，敌人不停地攻击着我们的防线。我们的损失越来越严重，阵亡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在战斗中获悉，新来的连长也阵亡了。盛开的生命之花被扼杀的速度清楚地表明，这场战斗是多么艰苦，多么可怕！更为糟糕的是，一名领导接替了另一名。在这场野蛮的杀戮中，连里的新兵们变得越来越焦虑。他们打仗仅仅是因为灌输给他们的责任感。激战中，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只是勉强前进，试图尽可能长久地停留在隐蔽处。

战斗进行的过程中，要是我需要更多的子弹，往往不得不大声喊叫，因为携弹手躲在散兵坑里或其他什么地方，根本不敢跑到我们身旁。结果，瓦利亚斯和我不得不亲自跑到后面，以便取得弹药。那些携弹手，很多都是志愿者，他们声称周围太过嘈杂，所以没听见我们的叫喊声。结果，这让我们冒上了更大的危险，没多久，我那位老搭档—瓦利亚斯—的肩头便负了伤，不得不撤下阵地被送往急救站。

现在，身边没有了瓦利亚斯，我明显感到失去了什么，一种巨大的失落感征服了我，我很想爬到一个坑中躲藏起来。但我感觉到，要是自己甩手不干，会使那些新兵的士气更加低落，因为他们把我们这些老兵看作是无所畏惧、战斗经验丰富的人。因此，我觉得有责任至少让自己摆出一副英勇无畏的姿态。通过平日的态度以及战斗中多少有些顽强的举止，我已成功地树立起了自己的这一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