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被判处死刑（第3/6页）

7月27日。敌人以强大的兵力在北面渡过了维斯沃克河，并向前一路推进。我们试图在万楚特与热舒夫之间挡住他们，但只取得了部分成功。新派给我的副射手是二等兵德尔卡，以前属于第7连。德尔卡也是一名老兵，他在尼科波尔桥头堡负的伤痊愈后，在罗马尼亚回到了自己的连队里。

经过一天的激战，我们被撤回热舒夫的住处，在这里，再次进行了重组。没人知道自己属于哪支队伍。连里剩余的人员经过重整后改编成一个战斗群，由一名营长指挥，我们一点点地获得了来自因斯特堡补充兵站的新兵。

令我高兴的是，瓦尔德马也跟着这些新兵出现了。他已结束了军士培训，现在，他的军装上戴上了银色的穗带。起初，他被分配到其他地方，但他设法调了回来，并出任我们的分排排长。他惊讶地发现，弗里茨•哈曼和我仍在这里，但却很高兴能再次跟我们在一起。他告诉我们，我们的中尉—亲王莫里茨—已经准备了为我们申请最高勋章的文字报告，，但由于他的阵亡，继任的军士长没有提交这些报告。这个情况是“萝卜”告诉他的，当时，他们俩都在疗养单位。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但并不感到特别惊讶。我们知道这种事情会如何进行，最终获得勋章总是取决于一位上级的个人判断。不同的是—弗里茨和我的想法完全一样—我们最大的期盼是能在这场该死的战争中生还下来。到目前为止，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在上帝的眷顾下，我们活到了战争结束。不幸的是，我们的亲密战友瓦尔德马未能交上这种好运。

7月28日。瓦尔德马变了很多。他现在戴上了剑穗[1]，他的责任更重，应该为新兵们树立起一个好榜样。但他没有！他显得紧张不安，尽管他试图在别人面前隐瞒这一点，但却瞒不过我。我看出了问题：他远离这场危险的战争的时间太久了，不得不重新适应它—他必须习惯这样一个事实，死亡就在身边，但我们却不能把头埋进沙子里逃避这一切。

有一次，我们对敌人据守的一片树林发起进攻时，瓦尔德马不见了。由于敌人的火力非常猛烈，我们不得不退了回来，然后我发现他仍隐蔽在进攻发起前他所在的地方。想到这件事，我相信瓦尔德马的潜意识里已经感觉到某些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

几天后，我们在当地的一座酒厂搞到几瓶白兰地，战斗结束后喝了个精光，他说了些很奇怪的话，当时，我觉得这只是他喝醉后的多愁善感罢了。他谈了许多关于他的朋友弗里茨•科申斯基的事情，科申斯基阵亡于尼科波尔桥头堡。他还谈到了他祖母的死，并说自己听到了她葬礼上的钟声，尽管她去世已经很久了。第二天早上，我亲眼目睹瓦尔德马被敌人的一串机枪子弹击中后倒在地上死去了，我这才回想起与他的那番谈话。同时阵亡的还有一名年轻的王子，他是我们前任连长亲王莫里茨中尉的亲戚。为了元首、民族和祖国，在讣告中是多么漂亮的措辞啊！

8月5日。当天晚上，我们被另一支部队接替，剩下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驱车赶路。早晨时，我们在什丘琴桥头堡占据了一所房屋，在这里休息了整整一天。

加利西亚地区有许多军需品仓库，士兵们想要的东西这里应有尽有。用谚语里的话来说，我们的日子过得就像是咸猪肉里的蛆。此前一直短缺的弹药，现在想拿多少就拿多少，甚至连一个装备着被称为“烟囱管”近距离反坦克武器的单位也得到了再补给。

8月6日。今天，我的情绪降到了最低点。我曾真的相信自己已经变得非常顽强，能够打消一切可怕及不愉快的想法，可是，坦率地说，事实并非如此。仿佛有什么在促使我那样，我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牺牲在我身旁的朋友，并意识到，作为极其少见的幸运儿，我还活着。我相信上帝听到了我的祷告，可我知道其他人也做过祷告，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阵亡了。秘诀和原因何在？这也许能解释上帝为何会作出造成不同命运的决定。

8月7日。就算能活下去，前景也很艰难，而且可能会受伤。无可否认的是，幸存者的神经会慢慢变得脆弱起来。我也变得恐惧而又焦虑，而且我意识到，很快就要轮到弗里茨和我了。前线的战斗不会让任何人幸免，而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身边大批新面孔以及不断更换的领导令我更加恐惧不安。除此之外，我的看法是，面对敌人巨大的优势，我们的领导者已经无能为力。因此，接下来所作的一切只不过是一系列徒劳的尝试，仅仅是为了在敌人达成突破的地方堵住防线上的缺口而已，不仅需要更多的武器，也需要更多的人—对普通士兵来说，这无异于被判处了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