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　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第38/39页）

“定个什么价呢？”傅作义把亲随参谋叫进了办公室，他自己凭窗伫立，迎着阳光朝灯市口的方向瞭瞰，“五百万法币不算少了罢？”

“报告总司令！这几天物价又涨了。五百万只合买四斤馒头—”

“涨得这么凶？可是市面看来还不坏嘛。”傅作义只手打起亮掌、遮住眉沿，想看得更远、更清楚些。

“报告总司令！涨得是凶，随日子涨。老百姓有俩钱儿就赶紧买了东西—不买赶不上涨，买了拽着劲儿涨。今儿一早鸡子儿八个卖一百万，到晌午一百万就只兴买三个啦！”

“钱财如粪土，此言不差。”傅作义叹了口气。

“报告总司令！街头弄尾厕所儿里法币满地，老百姓把钞票当手纸，都说这叫废物利用—总司令要作成买卖，法币、金圆券是行不通的，市面儿上除了些小吃食生意，多半儿只认黄金、美钞的账了。”

傅作义听到这里，猛一分神，前后有那么极为短暂的三两秒钟时光，他忘了灯市口还有个他亟欲巴结笼络的李绶武—此人一只脚已经踏进了他悉心安排的赂网之中，恐难翻逃走遁—可是就在这游魂荡魄的几秒钟里，他只觉青天白日刺目逼眼，反而乍兴昏暗无明之感，视野中的一切闪逝灭迹，瞳眸之中则尽是一片说赤红非赤红、说漆黑非漆黑的苍茫，于是脱口说道：“是要变天了罢？”

以上的三千两百字是我第六个失败的尝试。写到傅作义因日光暴射入眼而眩盲片刻的时候，我停下了笔，支颐长思，一遍一遍又一遍地追问自己：“小说里难道非得植入如此富于象征意义的片段不可吗？”

然而根据傅作义生前最后一次接见访客时的追忆，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当天午后，的确发生过那样的一幕。

那一天，原本已成孤岛之势的长春为解放军攻陷，东北剿匪副总司令郑洞国率领六十余名卫队退守长春中央银行，苦战历时一小时二十分，郑洞国被俘的时候身中三弹，脚下只有一只靴子。八天之后，长春解放军向南推进，直破铁岭。沈阳驻地的国民党军队当下哗变，总司令卫立煌、参谋长赵家骥和辽宁省主席王铁汉等人抢上一架飞机逃往葫芦岛。傅作义本人也没能撑持多少时日。他手下驻扎在张家口、北平、天津、塘沽一线上有五十万大军。然而战线拉得不算短，叫解放军琢磨了个分点截断的杀招、使出一套“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切割战术。这让傅作义麾下诸将弄不清敌人确实的数量、组织和运动方式。五十万大军的防线可谓柔肠寸断，在五十天之内终为解放军林彪、罗荣桓部各个击溃。四九年一月二十日，平津之役宣告结束，傅作义和中共签订了和平协议，所余二十万残部接受改编，双方于一月三十一日上午八点整在北平朝阳门前举行接防仪式。傅作义面朝正东，迎师而入，行军礼时眼前又是一阵眩盲。

到了“文革”期间，傅作义已经在中共政府中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委员会副主席，还当过水利电力部长，行年七十七。登门来访视他的客人其实是昔年经常在荣宝斋出没的徐兰沅的一个小徒弟。徐兰沅早已物故，生前常耿耿于怀的是：北平易帜之前整整两个月，傅作义曾亲自来竹兰轩胡琴店面授机宜，指示他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他依言行事，却始终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是后遗嘱小徒：若有机缘际会，能将昔日旧事访出一个情由，则可至坟前一告。

徐兰沅这徒儿在琴艺上是十分了得的。一九六六年投身中央戏曲学校红卫兵演出队，在一场为国庆表演的样板戏中拉了两段指法奇诡的“翮雨翎风”花腔过门儿，赢得当时总政治部文化部长谢镗忠的几声冲天好彩，遂一鸣惊人—演出队在那年年底划归部队建制，成了文宣前锋，徐兰沅的徒儿这才有机会在一九七二年冬天见着已然深居简出、垂垂老矣的傅作义，听说了那一部和《无量寿功》相关的事故曲折。傅作义本人又活了不到两年，以八十高龄溘然病逝。然而他的感慨却直到一九八二年一月才公诸于世—徐兰沅那徒儿以“兰坊不肖生”的笔名在《江淮文艺》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机关算尽亦枉然—记一次和傅作义先生的谈话》。文中提到当年傅作义试图笼络国民党政府某“政训科长”而情商徐兰沅挥毫放饵的内幕，傅氏的结论委实语重心长：“我身居一个大时代，眼里尽有几个大人物；总以为时势推移，不出一二人之手。事实殆非如此。穷我虾睛蟹目、螳臂蚊腰，所应付的却只是庙堂之高，却未遑顾虑江湖之远—于今回首前尘，一切岂不枉然？岂不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