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第8/13页）

徐少龙道：

“老实说，我很少使用大明宝钞，竟不知迎值已经惨跌至此，只不知为何弄得这么惨兮兮的？”

要知有明一代，凡二百七十余年，由开国太宜皇帝起，都使用纸币。政府并三申五令禁止使用金银为货币，只用铜钱为辅市。

但基本上，政府发行纸币时，并没有准备金来作纸币的后盾，因此纸币不论是在人民的心理上，或者是事实上，都没有价值。以最简单的方式说，任何人收到了宝钞，心中都感到这只是一张可以使他吃亏损失的废纸，所以急急使用出去，换点货物在手中，纵然不是急用之物，也比藏着这张废纸的好。

既然每个人都这样做，宝钞在使用时，价值当然越来越低。洪武九年时，每贯折白米一提，到十八年时，每贯只折米一石。

但在当时，宝钞每贯其实还买不到一石米，所谓折米一石，只不过是缴粮纳税之时，政府肯以这种价值收取宝钞而已。

在这等恶性循环之下，宝钞变得一文不值，可是百官俸禄中，仍然硬性规定折给若干成的宝钞。故此百官的禄秩有的虽然相当高，其实得到手没有一点点，到了不能养廉的地步。

在正统十一年时，主事李贤曾上书说：“指挥使月俸三十五石，实支仅一石。塞外降人反支十六石五斗，是一降人当京官十六员半矣。”

甚至早在永乐十六年时，双流县的知县孔有谅上书进言，其中一段亦是谈到百官俸禄，他当时就指出：

“本朝所定的俸禄，比前代为少。现在除了京官以及方面官稍增加了一点之外，其余大小官的俸禄，减去折为宝钞部份，每月真正所得，每月不过二石米，不足以供养数口之家。因而仰事父母，抚育妻儿，和道路往来的费用，从那里取给呢？这种情形，使得贪婪者只好想法子赚钱获利，不借营私舞弊。廉洁者只好贫困终身，痛苦无处可诉。”

事实上明代官俸之例，后来变成不间官职大小，每月皆给一石米。除了这一石之外，其余的或折绢、或折银。另一大部份则折为宝钞，所以明代做宫的人，的确很苦，如不贪污在法，简直活不下去。有明一代，政府由京师至地方，几乎都腐败无能，万民疾苦。

这种情形，除了还有一些原因之外，官俸的太薄，实是一大原因。但掌管天下收支的户部，只管做自己的官，谁也不愿锐身当天下之任。例如在正统六年时，御使陈泰奏称：

“今在外诸司文臣去家远任，妻子随行，禄厚者月给米不过三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钞。九载之间，所事扶育之资，道路往来之费，亲故问遗之需，满罢闲居之用，其禄不瞻。则不免失其所守，而陷于罪者，多矣。乞敕廷臣会议，量为增益，惮足养廉。如是而仍有贪污，惩之无赦。”

陈泰在奏言中已经说得很明白，官俸太薄，不免迫得官吏贪墨犯法、但这封奏书批交“户部”商议，增俸之事，竟被驳而不行。

其后有人在论及明代财政时，曾批评说“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

总而言之，有明一代几乎都有物价腾贵，民生疾苦，这与官吏俸禄大薄，以致养成了贪污的风气，大有关系。

因为官吏贪污，豪猾者便得以匿报田赋以漏税，国用为之空乏，国势也渐渐积弱，民间亦转见贫困。这些都是互相影响，越来越甚。

再说金银矿冶方面，我国自汉代以后，对于金银铜铁铅汞等矿产，已渐归官营，不许私人独擅其利。而在秦汉以前，则悉听民间自采，政府不加管制。历史上记载着蜀的卓氏，宛的孔氏，山东的郑程等，都是以冶铁致富的。

汉代以后，纵有私人开采，但政府亦课以重税。同时由于采矿方法不佳，开采矿产，不易获利，故此莫说民间，连历代政府，也没有兴趣。

明太祖时，近臣请在山东开银场，但太祖说银场之弊，正是对官府利益甚多，对人民损害甚大，所以不准。其后又有请求开陕州银矿的，太祖道：

“土地所产的银矿，有采尽的时候。但每年所定之银谭额，官府永久微收不停。所以这些认为采银有收益的大臣，都是战民之贼。”

原来那时候开矿方法太差，勘探矿脉的学问，亦很粗浅。所以每逢开矿，主其事的人随处发掘，往往伤及人民的屋字和耕地。政府未见其利，人民先受其害。

只是人口日繁，五金的确需要日渐增加．所以政府还是不能不试行开矿。但成绩都极差，例如成化中，开湖广金场，计在武陵等十二个县内，开了甘一个金场。所役的民夫达五十五万，死者无算。结果所采得黄金，一共只有五十三两。

由此可见得天下使用的货币，只用金、银和铜钱，实在不够用，所以自宋代就发行纸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