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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弓身钻进了车里。车门啪一声关上，我们加速汇入车流，汇入加尔各答的夜色。

雨和火交织在窗外。高速公路，偏僻的街道，小巷，还有无尽的废墟中泥泞的车辙。灯笼的火光和反射的城市灯光交错而过。我一直在等待那位骷髅外道教徒转过头来要求我把书交给他检查，等待随之而来的怒吼和拳头。

我们在沉默中行驶。我抱着那袋书，始终转头望着窗外，但是除了倒影中那张苍白的脸以外，我几乎什么都没看到。最后我们在一扇高大的铁门外停了下来。

不远处，两座高耸的砖砌烟囱向夜空喷吐着火光，这不是我之前走过的那条路。一个身穿黑衣的男人从黑暗中钻了出来，打开门让我们进去。

车头灯照亮了空无一人的砖砌建筑、铁轨岔道和矮小的土山，一辆废弃的卡车被杂草掩埋了一半。车终于停下来的时候，我看到眼前矗立着一道很宽的门，门上悬着黄色的灯泡，无数昆虫在光晕中飞舞。

“请下车。”

我们穿过了很多扇门、很多条走廊。两个黑衣男拿着手电筒为我们带路。不知何处传来隐约的弦乐，还有西塔琴的声音和鼓声。我们在一道狭窄的楼梯上方停下脚步，黑衣男厉声对司机说了句什么，然后他们开始搜查。

一个男人取走了那袋书。我被动地站在原地，任由一双粗糙的手拍打我身体侧面，探查大腿内侧，快速地上下摸了一圈。司机打开袋子，取出最上面的三本平装书。他几乎是怒气冲冲地翻着书页，然后把它们扔回袋子里，换了本更大的精装书。卡其男把精装书递给其他三个人看了看，不是达雷尔那本。然后他把书扔了回去，重新叠好袋口，一言不发地递回我手里。

我感觉自己又能呼吸了。

黑衣教徒用手电筒做了个手势，我跟着他又爬了一小段楼梯，然后右转进入一条狭窄的走廊。他推开一扇门，我走了进去。

这间屋子并不比我们下午见面的那间更大，但四周没有悬挂纱帘。一盏煤油灯放在木架上，旁边还有一个瓷杯、几个木碗、几本书和一尊佛陀的小铜像。迦梨的化身为什么要把佛像放在身边，真是奇怪。

达斯盘腿蜷缩着坐在地板上，身旁是一张矮桌。他正在研读一本小书，听见我走进房间，他抬起头来。现在的光线比下午明亮一些，他遭受的折磨也更加一览无余。

“啊，卢察克先生。”

“达斯先生。”

“你能够回来，真是太好心了。”

我打量着小房间。房间对面有扇敞开的门，通往一片黑暗。不知从哪里飘来焚香的气味，刺耳的西塔琴声若隐若现。

“这就是你带来的书吗？”达斯举起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手，笨拙地指了指。

“是的。”我屈膝把袋子放在矮桌上。一份祭礼。油灯发出轻微的刺刺声，黄绿色的火苗在诗人剥落腐烂的右脸上投下一圈圈光晕，他的头皮上有很深的裂缝，里面隐隐露出白色，与周围的深色皮肤形成鲜明对比。黏液堵塞了达斯撕裂的鼻孔，沉重的呼吸比油灯燃烧的刺刺声还要响亮。

“唉！”达斯叹了口气，近乎虔诚地抚摸着皱巴巴的纸袋，“曼尼书店。是的，我曾经跟他很熟，卢察克先生。战争期间我有一次连房租都交不出来，于是我就把自己收藏的一批爱情诗集卖给了曼尼。他把那些书单独保存起来，直到几年后我有钱去赎。”达斯抬起湿润的大眼睛望着我，我再次被他眼神中蕴含的对痛苦的了然深深折服。“你把埃德温·阿林顿·罗宾逊带来了吗？”

“是的。”我回答的声音有些发颤，于是我艰难地清了清喉咙，“不知道我对他的理解是否与你相同，或许你应该重新考虑一下。那首《理查德·科里》实在配不上诗人的身份，它没有留下任何希望。”

“有时候希望并不存在。”达斯低声说道。

“任何时候总有一线希望，达斯先生。”

“不，卢察克先生，并没有。有时候剩下的只有痛苦，以及对痛苦的顺从。也许还有对世界的蔑视和反抗，因为是它将痛苦加诸你身上。”

“反抗就是希望的一种，难道不是吗，阁下？”

达斯长久地凝视着我。然后他快速回头瞥了一眼后面那间黑屋子，举起手中正在读的那本书。“这是给你的，卢察克先生。”他把书放在桌上，这样我就不必从他手里去接。

那是一本薄薄的旧书，装订得很好，羊皮纸书页十分厚重。我轻轻抚摸浮雕压花的封面，然后翻开。厚重的书页丝毫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发黄变脆，书脊依然像新的一样柔软，这本小书处处流露出手工精制的匠心。

书里有的诗是用孟加拉语写的，有的是英语。我立即认出了那些英语句子。扉页上写了一长串孟加拉语的题词，但最后的几句话是用英语写的：赠给年轻的达斯，你是我的“天选八子”中最有希望的一个。诚挚的——要不是我昨天刚刚隔着玻璃看过诺贝尔奖领奖词后草草签下的那个名字，现在我肯定认不出来这里写的是什么。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93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