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列传（第14/27页）

有一种说法是：他也有抑郁症。

走投无路时，她尝试过心理辅导，自己逼自己去找的。

香港有不少社会福利机构的社工接受过专业训练，会循循善诱，让你讲出内心的话，去帮人找出心结。像大部分抑郁症患者一样，婷婷那时不排斥对一个陌生人诉说一切，只要对方可以不带任何成见地倾听和陪伴，那种被理解，是救命稻草一样的安全感。

一年的心理辅导，社工姐姐用了很多方法去打开她的心结，例如告诉她可以把家人当作最大的能量来源，亲密关系是很好的药，当情绪困扰得厉害时去到最喜欢的家人身边，和他们抱一抱，这样总比独自一人会好一点。

心理辅导减缓了一些抑郁，却没能结束病症的反复不定。婷婷说，她像漂泊在大海上的小船，提心吊胆的风平浪静，周而复始的骤雨惊涛。

后来她求助于精神科医生，开始接受药物治疗。

医生会按病人的情绪状态开出不同剂量的抗抑郁药，去调整血清素和多巴胺，那些药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副作用，如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寝食难安。但当找到合适的药和剂量，身体真的开始变化，那种感觉像一个囚犯终于被释放，不用再透过鱼缸去看人间，可以大口地呼吸，正常地说笑，像个正常人一样。

甚至可以正常地重拾长笛，久违的《卡农》，以及《梦中的婚礼》。

药一吃就是五六年，其间她真的以为自己好了，私自停过一次药，结果更严重的复发像山洪般涌来，把她再度冲垮。看来，离渴望中的痊愈尚且漫长。

她那时候明白了这个现实：

常人遇到困难挫折大都会通过各种方式调整心理状况，走出阴霾，抑郁症患者也是这样，但时间可能需要很长，有可能是几年，有可能是一辈子。

不管是哪种疗法，终究还要靠自己撑过去挺下来。

像一架导航失灵的飞机，与塔台也早已失去了联系，厚厚的云层里她孤独地飞着，说不定哪一道闪电就会撕裂她的机翼。既然随时都会坠机，那就只管往前飞吧，既然没有选择，那就干脆豁出去。

于是就豁了出去。

什么都不要了，什么都不去在乎，什么都不去顾虑。

她逼着自己离开了香港，把自己扔进了从未涉足过的世界里。

（九）

世间有一些很奇妙的规律：

成全别人，往往也就拯救了自己，度人者亦是自度。

最好的自我救助，往往来自对他人的付出。

2007年2月起，婷婷去了一个简称CCF的公益组织。

那个组织服务的地区有广东、广西、青海、甘肃、贵州，开展的公益项目很多，她被委任负责其中的特困生资助项目。

截至2017年3月，流水十年间，她在那个组织里帮扶了3000多个孩子。

一直到她离开那个组织，那3000多个孩子里罕有人知晓这个任劳任怨的香港女老师，一直在吃药，患有抑郁症。

特困生资助工作繁忙而琐碎，忙得让人无暇去沮丧。

那时这个项目连她在内只有两个女生负责，工作强度之大，天天都像是在行军打仗。

受资助的学生分布在5个省份，她需要从合作的高中里一个个收集学生资料，审核并甄别，然后一份份制成简报，方便为他们寻找资助人，以及配对资助人。

关乎到学业是否得以为继，这是件马虎不得的事情，每个孩子的情况都必须了然于胸。那些年她进行了不知多少次的家访，摩托车坐过，拖拉机也坐过，火炕也睡过，还有茅草屋。

维多利亚港的夜色渐渐远去，她习惯了吃洋芋，也走得了任何一条山路，偶尔还会独自被子蒙头哭上一场，但很少再是无缘无故，大多是为了孩子，有时是为了他们的难和苦，有时候是被气哭。

倒也算是件好事，玻璃鱼缸不见了，笑和泪都变得真实，活生生的世界伸手可触。

倾注身心的事情，总能完成一些不可能的任务。初期孩子只有几百名的时候，每个名字她都能记得住，后来增加到上千人，她依旧去记，记不住全名就记姓，被喊的孩子常会一愣，也就不再对她陌生。

那时候她把自己搞得很累，每个学期都会安排许多探访活动，邀请学生的资助人去探望学生，引导大家不光是捐钱，还要身体力行地去关心，并非去收获感恩，而是走到面前去，和那些孩子成为朋友。

谁和谁是配对的，她总能记得清，张嘴就能喊出姓名。

累中有欣慰，受过资助的孩子在高中毕业后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同学会，经常自发回来协助他们温柔的婷婷老师，陪她一起去家访，护送她去穷乡僻壤，和她一同核实资料是否属实，帮她找出最急需帮助的特困生以及孤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