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论处境的顺逆对人类评论行为合宜与否的影响（第4/9页）

当我们想到大人物的境遇时，在人类的想象力往往用来描绘与涂抹它的那些迷人的色彩渲染下，它几乎像是理想中最为完美的幸福状态。在所有我们的白日梦与无聊的幻想中，我们心中勾勒出来作为我们所有愿望的终极目标的，就是这一种状态。所以，对于身在其中的那些人的幸福满足，我们感觉到一种特殊的同情。所有他们的性向嗜好，我们全都偏爱；所有他们的希望，我们全都想促成。我们会想，要是有什么把一个这么愉快的情境搞糟弄坏了，那是多么可惜啊!我们甚至还会祝愿他们长生不死，我们似乎很难接受死亡终究会结束他们那样完美的快乐。我们会想，自然女神实在很残忍，居然迫使他们离开他们那样伟大得意的处境，进入她为所有她的孩子准备好的那种虽然卑微、不过却很亲切宽广的家。若不是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恭贺语荒谬悖理，说不定我们还会模仿东方的阿谀奉承方式，欣然地向他们高呼“大王万岁”呢!每一个临到他们身上的不幸，每一件对他们的伤害，在旁观者的心中引起的怜悯与愤怒，比同样的不幸与伤害发生在他人身上时，还要多十倍。只有国王们的不幸才是适当的悲剧题材。在这方面，它们类似恋人们的不幸。在剧场里，让我们觉得有趣的，主要就是这两种人的情况。因为，尽管有理性与经验能够告诉我们那一切相反的事实，人类的想象力仍然偏执地认为，这两种状态的幸福优于其他任何状态。搅乱或终结这样完美的快乐，似乎是所有伤害中最残酷的那种伤害。阴谋夺取其君主性命的叛徒，被认为比其他任何一种阴谋杀人犯更为可恶。内战中所有无辜的鲜血所引起的愤怒，还不如查理一世[19]的死所引起的那样激烈。一个平素对人性陌生的人，当他看到人们对于地位比他们低的那些人的不幸感觉是这么的冷漠，而对于地位比他们高的那些人的不幸与苦楚则是这么的痛惜与愤怒，很可能会认为，相对于处境比较卑贱的那些人来说，地位比较高贵的那些人的痛苦必定比较让人受不了，而且他们死前的那种痉挛抽搐也必定比较可怕。

地位差别，以及社会秩序，就是建立在人类倾向同情与附和有钱有势者的所有感情这个基础上。[20]我们所以谄媚逢迎地位高于我们的人，多半是由于我们钦佩他们的处境优渥，而不是由于我们个人期待从他们的善意得到什么恩惠。他们的恩惠能够照顾到的，只不过是少数几个人，但是，他们的命运，却吸引几乎每一个人的关心。我们急切地想要帮他，使他那如此接近完美的幸福变得十全十美。除了施恩于他们使他们感激，可以满足我们的虚荣心或荣誉感外，即使没有其他什么回报，我们还是想要为他们本身的幸福美满效劳。而且，我们所以服从于他们的意向，主要也不是，甚至也全然不是基于考虑到这种服从的效用，亦即，并非考虑到我们的服从，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有很大的效用。甚至当社会秩序似乎需要我们挺身起来反抗他们的时候，我们也几乎无法说服我们自己这么做。有人说，国王们是人民的仆人，因此根据公共利益的要求，可以被服从、被抵抗、被罢黜或被惩罚。但是，那是理性与哲学的教义，不是自然女神的教义。自然女神教导我们，要为他们本身的缘故去服从他们，要在他们崇高的地位前，紧张发抖与哈腰低头；要把他们的微笑当作是足以补偿我们的一切效劳的报酬；要把他们的不悦，即使不会有其他什么不幸随着那不悦临到我们头上，当作是所有我们可能遭受的屈辱中最严重的那一种来害怕。要在任何方面把他们当作是人来对待，要在平常的场合对他们讲道理，和他们辩论，需要我们鼓起非常大的决心，以至于很少有人刚毅恢弘到能够把持住这样的决心，除非那少数人另外有亲密或熟人的身份好倚靠。最强烈的冲动，最猛烈的激情、恐惧、怨恨与愤怒，也几乎不足以抵消这样尊敬他们的自然倾向：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已经把所有那些激情引发到最猛烈的程度了，不管这程度是否正当，才会迫使大部分人民站起来激烈地反抗他们，或希望看到他们被惩罚或被罢黜。甚至在已经被逼到这样极端的地步时，人民在每一刻还很容易变得温和起来，很容易又回复到他们平素的老样子，对他们已经习惯视为天生高他们一等的那些人又俯首称臣起来。他们无法忍受他们的君主遭到屈辱。于是，怜悯很快取代愤怒，他们忘记所有过去惹恼他们的那些恶劣事迹，他们以前的忠贞气节恢复了，他们急忙重建他们昔日的主人曾经倾颓的权威，为此他们的行动，一如他们过去反抗它时那样的激烈。查理一世的死亡，导致(斯图亚特)王室的复辟。[21]当詹姆斯二世[22]在逃亡的船上被人民逮获时，全国民众对他的怜悯几乎阻止了革命[23]，至少使革命的步伐变得比他被捕以前较为蹒跚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