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六章（第8/21页）

在莫斯科和大学中，对洪堡的接待真是非同小可。总督，各种军政和非军政要员，枢密官，全都出席了，他们肩披绶带，穿上了全套官服，教授们也威风凛凛，身挂佩剑，腋下夹着三角帽。洪堡根本没料到这些，只是穿了一身金纽扣的藏青燕尾服来了，结果自然有些局促不安。从门口到自然科学家协会的礼堂，到处设下了埋伏：这儿是校长，那儿是系主任，这儿是初出茅庐的教授，那儿是即将退休、因而讲话慢条斯理的老专家，每个人都用拉丁文、德文、法文向他祝贺，而这一切都是在号称走廊的可怕的石隧道中进行的，在这里哪怕停留一分钟也非感冒一个月不可。洪堡对任何人都得摘下帽子，洗耳恭听，对每句话都得答复。我相信，他接触过的所有那些深红皮肤和青铜色皮肤的野蛮人，都不如莫斯科的接待那么使他暗暗叫苦不迭。

他走进礼堂，刚刚坐下，又得起立了。皮萨列夫总监认为有必要用俄语发布一份措辞简短有力的命令，表彰这位著名的旅行家阁下的丰功伟绩。接着，“军官”谢尔盖·格林卡63又操起1812年的嗓音，用嘶哑低沉的声调朗诵自己的诗歌，它是这么开始的：

洪堡——我们今天的普罗米修斯！64

洪堡本想谈一下他对磁针的观察，把他在乌拉尔所做的气象记录，与莫斯科人核对。可是校长偏偏捧了用彼得大帝的御发编结的古玩，请他鉴赏……艾伦伯格与罗泽65好不容易才找到机会，讲了一下他们的发现。66

在非官方场合，我们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十年之后，莫斯科社交界对李斯特67的欢迎就一模一样。不错，德国人也为他做了不少蠢事，但在我们这儿性质完全不同。在德国，那是老处女的兴奋情绪，感伤心理，是撒鲜花68；在我们这儿却是对权威的顶礼膜拜，附庸风雅，是“久仰，久仰”。不仅如此，在这些捧场者心目中，倒霉的李斯特还成了风流倜傥的多情公子；闺阁名媛们包围着他，正如旅客在村道上套马时，农家孩子津津有味地围观他和他的马车、帽子……大家只听李斯特一人讲话，只与他一人谈话，只回答他的问话。我记得，一次晚会上，霍米亚科夫为我们可敬的公众红了脸，对我说：

“让我们来争论一个什么问题吧，好叫李斯特知道，这屋里不是所有的人都给他迷住了。”

我们的夫人们可以引以自慰的只是：英国妇女也这么挤来挤去凑热闹，站在一些名流面前问长问短，例如科苏特69，还有加里波第70等人，都有过这种经历。但是谁想向英国女人和她们的丈夫学什么优美的风度，他活该倒霉！

第二位“著名的”旅行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我们今天的普罗米修斯”，只是他不是从朱庇特71那儿，而是从人那儿窃走了光。这个普罗米修斯没有得到格林卡的讴歌，但是普希金为他写过致卢库卢斯的书翰诗72，此公就是国民教育大臣谢·谢·乌瓦罗夫（那时还不是伯爵）。他懂得的语言之多，知识之广博，足以使我们瞠目结舌。作为真正的学店老板，他通晓各门学科的样品，它们的牌号标记，或者不如说皮毛。在亚历山大皇朝时期，他用法文写过一些自由主义小册子，后来又与歌德用德文通信，讨论希腊文化。当上大臣之后，他大谈4世纪的斯拉夫诗歌，卡切诺夫斯基只得向他指出，那时我们的祖先正在与熊搏斗，还谈不到讴歌萨莫色雷斯岛73的神仙和仁慈的君主。他把歌德的信随身携带，当作营业执照。在信上，歌德对他作了极为有趣的赞美：“您不必为您的文体表示歉意：您达到了我所望尘莫及的水平——您忘记了德文文法。”

这位当上了二等文官的皮科·德拉·米兰多拉74，发明了一套新的考试制度。他命令选拔优秀学生代替教授讲课，哪门课学得好就讲哪门，每人一课。系主任当然挑选最大胆的学生。

这样的讲课继续了整整一周。学生必须对自己这门课的全部内容作好充分准备，由系主任抽签决定谁讲什么。乌瓦罗夫请来了全莫斯科的显贵。修士大司祭和大法官们，总督和伊·伊·德米特里耶夫——所有的人都到场了。

我预定要在洛韦茨基75面前讲矿物学——现在他已经死了！

我们的老人兰热隆在哪儿！

我们的老人本尼森在哪儿！

你已经不在人世，

你也已不见踪影！76

阿列克谢·列昂季耶维奇·洛韦茨基生得粗犷高大，行动迟缓，大嘴巴，四方脸，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他的豆绿色大衣有几层大小不一的领子，有些像第一执政时期77的式样。他在走廊上已脱下大衣，还没跨进课堂，便用平稳冷漠的声调（与他讲授的矿石非常相配）讲了起来：“在上一堂课中，我已把有关硅石的必要知识讲完。”然后坐下，继续道：“现在讲矾土……”他为记载矿石的性能创造了一套格式，它们千篇一律，从不改变，以致有些性质只能采取否定的记载：“结晶状况——不能结晶，用途——毫无用途，益处——毫无益处，只对机体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