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六章（第10/21页）

总主教下令全市举行祈祷。在同一天同一时间，神父们手执神幡，在各自的教区巡行。惊慌不安的居民汇集街头，在神父们经过时赶紧匍匐在地，含着眼泪祈求赦罪。本来跟上帝不拘形迹的教士，也变得严肃和虔诚了。他们中间一部分人走向克里姆林宫；那儿的广场上，总主教在无数高级教士的陪同下，正跪在地上祈祷：“我父呀，求你叫这杯离开吧。”85六年前，就在这个地点，他曾为十二月党人的惨遭杀害而感谢过上帝。

菲拉列特是一个反政府派主教，他为了什么反对政府，我始终不明白。除非是为了他个人。他聪明，有学问，精通俄语，成功地把教会斯拉夫语引进了俄语；但这一切都不可能给他任何理由，使他成为反对派。人民不喜欢他，称他为共济会员，因为他与亚·尼·戈利岑公爵关系密切，于圣经会86炙手可热的时期在彼得堡替它做过宣传。东正教事务管理局禁止读他的《教义问答》。他为人专横，属他管辖的教士都怕他。看来，他与尼古拉的彼此仇恨，正是由于互不服气。

菲拉列特善于狡猾而巧妙地贬低世俗权力，他的讲道流露出一种模糊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那种拉科代尔87和其他有远见的天主教徒所传播的信仰。菲拉列特从主教的崇高讲台上宣称，人从来不可能是别人的合法工具，人与人之间只能是相互服务的关系。这话是他在一个半数是奴隶的国家中讲的。

在麻雀山流放罪犯的临时羁押站上，他对囚犯们说：“世俗的法律审问你们，放逐你们，可是教会赶来找你们，希望再对你们讲一句话，再为你们祈祷，祝福你们路上平安。”然后，他一边安慰他们，一边又说：“你们受了惩罚，已勾销了过去的罪孽，面临着新的生活，可是在其他的人们中间（看来，这其他人除了官吏，都并不在场）还有着更大的罪犯。”他举了与基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作例子88。

在为霍乱举行的祈祷中，菲拉列特的讲道超过了他以前所讲的一切；它的内容是说，上帝为了惩罚大卫，派天使找他，要他从战争、饥荒和瘟疫中选择一种，大卫选择了瘟疫。89皇上一到莫斯科就勃然大怒，派宫内大臣沃尔孔斯基公爵去把菲拉列特大骂了一顿，还威胁他，要把他送往格鲁吉亚当主教。大主教只得低头认错，向各教堂发了新的指示，说明第一次讲道文绝非影射笃信宗教的皇上，大卫——这是我们自己，罪孽深重的我们。理所当然，那些本来不理解它的意义的人，现在也恍然大悟了。

莫斯科总主教就这样起了反对派的作用。

祈祷正如漂白粉一样，并不能制止霍乱的传播；疫情仍在蔓延。

1849年霍乱最猖獗的时期，我一直留在巴黎。它来势凶猛，可怕极了。六月的炎热更助长了它的气焰，穷人像苍蝇一样死去，市民们纷纷逃离巴黎，其余的人闭门坐在家中。政府忙于全力应付革命者，不想采取切实的措施。捐款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贫苦的劳动者只得听天由命，医院没有足够的病床，警察所没有足够的棺木，在挤满各种人家的房子里，尸体停在室内往往两三天无法掩埋。

莫斯科不是这样。

那时的总督是德·弗·戈利岑公爵，这人软弱，但是正直，有见识，很得人心，他召集莫斯科上层人物，按照家常办法，即在没有政府特别参与的情况下，安排好了一切。当地的知名人士——富裕的地主和商人，组成了委员会，每个委员分别负责莫斯科的一个区域。几天内开办了二十家医院，没有花政府一文钱，一切都靠捐款。商人捐献了医院必需的一切——被子，床单，防寒衣服，供应正在康复的病人。青年人义务担任医护工作，免得捐款一半落进办事人员的腰包。

大学没有袖手旁观。整个医学系，包括学生和医师，都向霍乱委员会报了名，听候调遣。他们被分派到各医院，直至瘟疫结束没有离开。三四个月中，这些优异的年轻人在医院中担任了主治医师、医士、看护和办事员——这一切都是没有报酬的，而且正是在人心惶惶、最害怕传染的时期。我记得，有一个小俄罗斯学生90，好像名叫费茨赫拉罗夫，霍乱开始时，因家里有重要的事请了假。在学期中间，假期是很难批准的，他好不容易请准了假，正准备动身。就在这时，学生们分头向各医院出发；这个小俄罗斯人把准假单揣进口袋，随大伙儿一起走了。等他离开医院时，请假单早已过期，他却毫不介意，一笑置之。

莫斯科外表上昏昏沉沉，萎靡不振，光知道闲谈、祈祷和结婚，其他什么也不管，可是一旦必要，它就会蓦地醒来，在暴风雨君临俄罗斯上空的时候挺身而出，无所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