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第14/15页）

博罗夫斯基揭露纳粹集中营人间地狱的小说，被波兰文学界和欧美学者一致认为是描写这一题材的最优秀的作品，而且，这位作家的名字和作品至今还常常被提起。

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些作品的力量，尤其是直接描写集中营囚徒苦难的篇章中蕴含的力量。这种力量首先表现为惊骇和震撼：世上竟然有如此残酷、如此浩大规模的杀人工厂。这不是中外影视作品中的那些血淋淋的、目不忍睹的场面，观众知道那些是编剧、导演、特技设计者、化妆师和演员在“做戏”，而这些作品里的是百分之百真实的记录，绝无半点“创造”。其次，这里的揭露和控诉随之引起读者的感受是：今后决不允许再度发生这样的事！第三，读者读完作品之后很快会想到和提出问题——这些问题就像是深不可测之谜，即便是专家学者也无法解释清楚和回答这些问题：一个文明国家的领导人，尤其是像德意志这个“优秀民族”的领导人，何以堕落到拿出“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种族灭绝办法，建立起高效率、高技术的杀人工厂？何以教育良好、纪律严明、工作勤奋的德国人能够集体野兽化，变成绝对的驯服工具，一丝不苟地执行这样灭绝人性的计划？

进一步讲，这是西方文明语境下的奥斯威辛。可“奥斯威辛与西方文明的困境”为什么会发生？西方文明是一种意识，亦即“一朝文明，永远文明”诺贝尔特·埃利亚斯：《一朝文明，永远文明》。，这是骄傲自大的西方的静止论的观点。实际上，文明和一切“进程”一样，“需要不断巩固、发展和完善，否则也会倒退”李伯杰：《读书》2010年第6期，第65页。。果真如此吗？

德国学者阿多诺说：“奥斯威辛以后，诗已不复存在。”他还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他的这一名言至今仍未失去鸣声悲切的力量。”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与爱》，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阿多诺的意思大概是说，西方文明竟然堕落到了开办高技术杀人工厂的地步，再写诗歌颂花前月下诗情画意，沉醉于锦绣辞章文采缤纷，是不合时宜的。如果说诗是呐喊，则遇难者在苦难绝望中的吼声或者呻吟也是诗，因此，诗应该激发人深思、反省。阿多诺这一句微言大义的话本身也像是一个谜，至今有多种解释，争论不休。人和诗，正如人和艺术一样，永远都有不解之缘，而奥斯威辛则斩断了这层缘分，阿多诺如是说。

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博罗夫斯基用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此时他还不满三十岁。至于他为什么要自杀，至今没有透彻的解释。博罗夫斯基是一个诗人，在发表散文作品之前，二十岁前后就已经发表诗作。诗人自杀是文坛较常见的现象之一，也许他们太敏感，“一根筋”，遇事不善转弯，对生活的绝望感比常人强烈得多。作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他终究还是选择了死亡，个中原因也许只有诗人自己知道。

现在来简单地看看博罗夫斯基作品的写作特点。

博罗夫斯基的作品不是旨在全面解释战争后果，而只限于描述集中营；不着重描写某一个人物，而是把囚徒当作一个整体；他表现人物，只限于描写人物的反应、行为、外貌、特殊栖息地，而不深入他的思想或者情感，从而趋向于客观主义；其作品特色是不动声色的冷静到极点——对集中营的描写虽然枯燥，却常常令人不寒而栗。书中人物受到现实的战争的威迫，为了生存不得不使用诡计、行窃……集中营里的囚徒多数丧失了个人的特征，成为“集中营化的人”，没有道德价值观，为了活命不惜任何代价。主要人物青年诗人塔杜施先是在建筑仓库工作，后来成为囚徒，他理解并且接受了集中营的生存法则。作者的叙述语言丝毫不添加感情色彩，常常使用“集中营用语”（见“奥斯威辛集中营专用词汇表”），这一点在原文中尤其突出。

博罗夫斯基也有部分作品是描写集中营外面的生活的。如《告别玛丽亚》写被占领的华沙的日常状态，没有英雄气概或者殉教者事迹。华沙市民只能顺应新环境；全城都在经商，所有人和所有人交易，交易的“货物”甚至包括人。小说在大背景上还展开了犹太人隔离区的种种悲剧。书中人物塔代克生活在两个世界当中：被占领的世界和爱情与诗歌组成的个人的世界。但是，个人的世界是短命的：塔代克的未婚妻在街道的抓人行动中被捕，叙事人对她的命运表面上显得冷静的推理是她必死无疑，绝无生还希望。这个故事一九九三年在波兰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导演是菲利普·齐尔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