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企鹅版序言（第3/5页）

博罗夫斯基在当时的慕尼黑日记里写道：“整个这场大战的目的，无疑就是，让你，芝加哥来的朋友，能够跨过大西洋的盐水，一路战斗，穿过德国，来到阿拉赫集中营的刺铁丝网旁边，跟我分享骆驼牌香烟……现在他们派你值勤，看守着我，我和你互相再也不能说话。对于你来说，我必须像一个囚徒，让你检查我，叫我boy。你那些被杀死的同伴是说不出话来的。”

欧洲被分割，就是在其中部，分成非共产党的盟国势力范围和苏联的势力范围。而原来的战俘和难民则面临这样一个选择：保持流亡状态，或者返回共产党夺得政权的自己的祖国。博罗夫斯基从慕尼黑到了巴伐利亚的穆尔瑙，那是决定不回国的波兰士兵和军官的总部。他在从那里发出的书信里写道：“他们常常给我们美国菠萝，在欧洲很长时间看不到的白人文明的产品：牙刷、刮胡子刀片、甚至还有口香糖和蛋粉——我们把蛋粉撒在床上，用来驱散跳蚤很有效……尽管如此，我还是离开了穆尔瑙。我不是当兵的料，我不去开会，我不会摇旗呐喊，我喜欢背着一捆书到田野里去，去流浪——那个地区的湖水也是很好看的。”

他在巴黎做短期逗留，从那里写信说：“我是来自一个死亡的、令人厌弃的国家的访问者，一下子就卷入了虚伪的漩涡，像掉进山间河水的激流之中……我和受雇而来的女人喝酒，甚至还去了盟军剧院，因为我穿着原来属于一个英国士兵的旧制服。我来了，我看见了——我感到悲哀……我是来自一个死亡的、令人厌弃的国家的访问者，而在这个地方，在残破的街道上，少女们挎着黑人的胳膊漫步，周而复始；而我这个诗人是没有听众、没有朋友的——在巴黎，我感觉很不好。”博罗夫斯基在一九四六年五月的最后一天返回波兰。正如他在发自慕尼黑的一封信里说的，他不愿意“生活在活尸当中”。

很长时间之内，他的未婚妻都不愿意离开瑞典返回波兰。在博罗夫斯基多次去信请求之后，她终于在十一月返回了。博罗夫斯基乘车疾驰到了边界点去接她。博罗夫斯基的传记作者写道：“他们团聚的第一个夜晚，不是在战争期间，而是在得到解放的故乡，是在刺铁丝网后面的一个归国集中营的检疫站实现的。”他们于十二月结婚。

博罗夫斯基的两个短篇小说，《女士们先生们，请进毒气室》和《在哈门茨的一天》是在他得到解救之后在慕尼黑写出的，他回国之前就已经在波兰发表。这两篇作品引起震撼。因为读者当时是期待着看殉道故事的；共产党所需要的作品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要把世界分为义与不义、英雄与叛徒、共产党员和法西斯党徒。博罗夫斯基受到的指控是不道德、颓废和虚无主义。但是，同时每个人都明显感到：波兰文学获得了一个光明耀眼的新的天才作家。所有出版机构和党向青年作家们提供的一切机遇，都是向博罗夫斯基开放的。他不太相信他人，却又颇有抱负，但是不能够抵御最具恶魔般力量的引诱——参与历史：对于这样的历史来说，石头和人都仅仅是用来建设“美丽新世界”的建筑材料而已。一九四八年年初，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小说集《告别玛丽亚》收入了他写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出版，接着就是《石头世界》的一组短小故事，描写了在德国的外国人安置营和他返回故乡后的情况；在这里，人们背着干粮和铺盖卷在废墟中到处流浪，像蚂蚁一样。这是博罗夫斯基最后的和最优秀的短篇小说。此后，他每个星期为华沙一家日报的周日版写故事，这些故事不过是宣传仇恨的、不偏不倚的新闻报道而已。但是，因为他作品中这些最差的东西，他得到了政府的奖掖。一九四九年夏天，他被派往德国，在波兰驻柏林军事使团新闻处工作。波兰新闻处位于柏林苏占区，军事使团在美占区。那已经是冷战年代。博罗夫斯基处于两个世界的交界线上。雅尔塔之后欧洲被从中间分隔开来。

在那一时期，党内几十个青年作家和大学毕业生从波兰前往东方和西方旅行，或者是去学习，或者是去完成特殊的使命。从莫斯科返回的时候，他们感到某种不可救药的疼痛、郁悒和惊骇；从西方回来的时候，他们带着微笑和对腐朽的资本主义的更多蔑视。博罗夫斯基在柏林逗留一年之后返回华沙，他似乎已经没有任何的疑惑。党内人士都说，他“成长为一个积极分子”。文学应该帮助党建设社会主义。博罗夫斯基扮演了工长的角色。

“文学不像你们设想的那么艰难，”他写道，对于他来说，文学变成了宣传鼓动的手段，“如果他们哀叹我在新闻写作上消耗精力，我是不以为然的。我不认为我是献身散文写作的纯洁少女。”但是，在夜间的恳切谈话中，他只对最密切的友人坦言，他像马雅可夫斯基一样，“践踏了自己诗歌的咽喉”。我认为他是充分意识到了这句话的含义的。说到底，他多次描写过集中营里的警卫习惯于把一根铁锹把横在一个囚徒的脖子上，再穿着大皮靴子跳到这根木棍上，看着囚徒咽气。从柏林返回之后不到十五个月，博罗夫斯基拧开煤气阀自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