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企鹅版序言（第4/5页）

自杀的理由永远是复杂的，博罗夫斯基把他死亡的秘密带进了坟墓。在最后拧开煤气阀门之前，他曾有两次未遂的自杀。他的生平是欧洲“命运”的一个徽章和模式，但是，在这个生平的结尾之处，情节密集，各种线索错乱纠缠，就像是希腊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编织的似的。她们是无法躲避的铁面无情的女神。从柏林返回以后，博罗夫斯基和一个年轻女孩关系密切。在他自杀前三天，他夫人为他产下一女。他是在医院最后一次见到夫人的，那是在下午；而当天晚上，他就自尽了。特里斯坦和绮瑟的故事就此告终。

还有一个线索。在他自杀前几个星期，他的一个老朋友被捕了。就是在这个老朋友的住宅里，八年前，在被占领的华沙，博罗夫斯基在寻找未婚妻的时候落入德国人布置的陷阱。在那个时候，这个朋友遭受了德国人的折磨，现在却又受到波兰安全局的折磨。博罗夫斯基找到党的最高层人士说情，却被告知，人民的审判是永远不会错的。这是在斯大林摈弃了铁托之后，共产党人正在深挖细找“带有右派倾向和民族主义倾向”的“叛徒”。博罗夫斯基生前没有看到对这个朋友的审判。

还有第三条线索。博罗夫斯基前往柏林的时候，是负有特殊使命的，“就是那种连你妻子也不能告诉的任务”——博罗夫斯基最亲密的朋友在他死亡之后数年发表的一篇并无特别掩饰的短篇小说里写道。在冷战年代里，在铁幕的两侧，以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名义——双方都认为自己占据着道德制高点——发出这样的使命，而不止一次接受这种使命的人有作家和教授、研究人类意识的专家。唯一的区别是，在西方，“特殊”使命结束之时，正是回家之日。博罗夫斯基的朋友在那篇人人能够看懂的影射故事里继续说：“他很成功，所以当他回家的时候，他们又给了他一个新的任务。”这篇小说的标题是《残酷之星》。博罗夫斯基完成了他“欧洲教育”的完整的课程。为人们编织命运的女神们在二十世纪成长得更具嘲讽力量。

博罗夫斯基的短篇小说都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小说中有三篇的叙事者是一个组长(Kapo)、队长(Vorarbeiter)塔杜施。作者和叙事者的认同，乃是对经历了集中营而生还的囚徒的道德判断——为集中营而接受相互的责任、相互的参与和相互的罪咎。在评论一本关于集中营圣徒传式作品的文章中，博罗夫斯基写道：“描述奥斯威辛集中营而毫不牵涉个人，是不可能的。”“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人，第一要务就是要清晰认知集中营是什么……但是，他们不要忘记，读者必定要问：你是怎么生还的？……好，那你就必须说明，你如何在医院里买到了职位、轻松的岗位，你怎样把‘穆斯林们’使狠劲儿推进焚尸炉，你怎样买通了女人和男人，在营房你都干了些什么，如何指挥卸载输送囚徒的列车，在吉卜赛营又干了什么；要告诉读者集中营每日的生活，各种层次的恐惧，每个人的孤独感。但是一定要写出，你，你们就是干这些事的人。还有，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恶名之一部分，也是属于你的。”

四百万人被毒死，从车站直接送往焚尸炉，他们没有选择，那些被挑选进焚尸炉的人也是没有选择的。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有个人英雄气概的行动，有一个秘密的国际军事网络，奥斯威辛集中营里有其圣徒。一个天主教神父走进一间地下囚室，忍受饥饿致死，是为了拯救一个不认识的囚徒同伴的生命。但是，“生者”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像所有其他的德国集中营（和苏联的集中营）一样，是建立在一种合作的基础上的：囚徒在“控制”恐怖与死亡方面的合作。从几乎无一例外的德国人罪犯担当的组长到像塔杜施队长这样的最底层的听差，每一个人都必须扮演双重的角色：执行者和牺牲品。在萨特战后的剧本《禁闭》中，地狱里的死者很奇怪没有看到折磨人的人。地狱被组织得就像自助餐厅。“……人的权力的、或者魔鬼权力的一种经济。顾客要为自己服务。”

从一开始起，文学就承认了执行者和牺牲品这样可怕的认同。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为了祈祷希腊船只能够到达特洛伊而拿自己的女儿做牺牲供奉神坛，而当他凯旋希腊之后被他的妻子谋杀了。莎士比亚笔下的篡权者们在爬上历史的高大阶梯时，谋杀了每个妨碍了他们的人；而在阶梯的顶端，在他们终于夺取了王冠的时候，却将被他们变成牺牲品的儿子们杀死了。在博罗夫斯基的集中营故事里，执行者和牺牲品之间的区别被剥夺了全部重大感和激情；这个区别被粗鲁地降低到了外加的一碗汤，一条毯子，或者一件奢侈的丝质衬衫和一双厚底的靴子上——队长塔杜施为了这一双靴子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