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第3/7页）

“是，地方官大人！”

“好吧，斯里布尼大夫来了吗？”

“他一来就通知他到亚克斯那里去了。”

“我想和他谈谈。”

地方官没有再去批阅任何文件。他就职地方官之初，时局还很稳定，还没有要求民族自治权的人，没有社会民主党人，也很少有“可疑分子”。在岁月的流逝中，他几乎没有察觉出他们在他的眼皮底下发展、蔓延，并一步一步地威胁到他对辖区的治理。现在亚克斯的患病使他警醒，原来世界已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仿佛此刻在老人病榻前徘徊的死神不仅仅只是威胁到他一个人的生命。地方官突然意识到，一旦亚克斯死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等于索尔费里诺英雄又死了一次，也许—想到这里，冯·特罗塔老爷的心脏停跳了一秒钟—还意味着被索尔费里诺英雄救过的那个人也死了。哎！原来今天不只是亚克斯一个人得了病！

那些信函原封不动地躺在地方官面前的写字台上，谁知道它们里面装的是什么内容呢？帝国腹地的科索沃人竟敢在政府当局和宪兵队的眼皮底下举行集会。地方官私下里把这些科索沃人称为“科索沃分子”，好像要把他们——斯拉夫民族中的极其重要的分支——定位成小的政治党派。他们伪装成从事体育锻炼的运动员，实际上都是被沙皇收买的间谍和叛国者。昨天的《外乡人消息》报刊登了一则消息，说德国的大学生在布拉格唱起了《守卫在莱茵河畔》，这是一首歌颂普鲁士的赞歌，而普鲁士则是奥地利和奥地利同盟的头号敌人。现在还有谁可以信任呢？想到这里，他不禁打了一个冷战。自从在这里办公以来，他破天荒地竟然在一个温暖的春日走到窗前，关上了窗户。

这时，地区专职医生走了进来。冯·特罗塔老爷向他询问亚克斯老人的病情。

斯里布尼大夫说：“老人家高烧到了四十度，似乎是患了肺炎，年纪又这么大，可能挺不过去了。他一直请求唤神父来。”

地方官将身子斜靠在桌上，生怕斯里布尼大夫觉察到他脸上的某些变化。他拉开抽屉，取出雪茄，递给了大夫。他默默地指指扶手椅，请大夫坐下。两个人抽着烟。

“这么说，他没多大希望？”冯·特罗塔老爷终于开口问道。

“说实在话，希望很渺茫！”大夫回答说，“这么大岁数……”

他没有再说下去，注视着地方官，仿佛想辨认一下地方官是否比他的仆人要年轻得多。

“他从没生过病！”地方官说，仿佛这是一个请求宽大处理的理由，大夫就是决定生死的最高法官。

“是的，是的。”大夫搪塞地说，“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他多大年纪了？”

地方官一边思索一边回答道：“大约七十八或者八十岁，我记得不大清楚。”

“是的，”斯里布尼大夫说，“我也是这么估计的。这就叫今日方知眼前事。一个人，当他成天东奔西忙，别人就以为他能长命百岁！”大夫说完就站起身，忙自己的事去了。

冯·特罗塔老爷写了一张条子：“我在亚克斯的屋里。”随即把它压在一堆文件下面，向院子里走去。

他还从未到亚克斯的屋里来过。这是一所小房子，小小的屋顶上有个大烟囱。房屋是依院子后面的那道院墙而建的。房子的其他三面墙是淡黄色的砖砌成的，中间是一道褐色的门，进门就是厨房，穿过一道玻璃门就是卧室。温顺的金丝雀站在圆形鸟笼里的横杆上，鸟笼挂在窗前。白色的窗帘罩着窗户，由于长度不够，倒显得窗玻璃格外的大。靠墙放着一张刨得十分光滑的桌子，桌子上方挂着一盏蓝色的煤油灯，外面有一个圆形玻璃灯罩。圣母玛利亚的像放在桌上靠墙的一个镜框里，看起来有点像家族亲人的肖像。

亚克斯躺在床上，头靠在对着窗户的那面墙上，身上堆满了白布和枕垫。他以为是神父来了，深深地喘了一口气，释然了些，仿佛他已经获得了宽恕。

“啊，是男爵老爷！”他随后说。

当年，地方官的祖父—一个宪兵队长—的灵柩就停在这样一个房间，在拉克森堡的残疾军人住所里。地方官仿佛还能看见在挂有布幔的昏暗房间里那些大白烛发出的黄色烛光，遗体穿戴整齐，那双特大长筒靴的厚实皮靴跟立在他面前。难道马上要轮到亚克斯老人吗？老人用手肘支撑着身体，戴了一顶深蓝色的绣花毛线睡帽，银发不时从密密的针缝里钻出来。刮得干干净净的脸庞十分瘦削，因为高烧满脸通红，仿佛是染了色的象牙。

地方官在床前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安慰他说：“喏，大夫刚才告诉我，情况并不是那么糟糕，准是着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