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冤家命定（第7/9页）

那天回家时，她相信自己有力量教诲别人的教训就是这个。但是，要这样就得让大家相信她已死了。要是大家知道《后楼》是一个活着的作家写的作品，它就永远不会有更大的意义，只不过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在德国占领荷兰时期藏匿起来的几年艰苦生活的日记，是男女孩子们晚上临睡前可以同《瑞士家庭鲁滨孙》(11)一起阅读的东西。但是她如果已经死了，那么她的作品的意义就不止是为十岁到十五岁的孩子提供消遣，她如果已经死了，尽管她当初并没有这个打算，也没有这样尝试，她却写了一部具有使人猛省的力量的杰作。

那么大家是在什么时候终于猛省了呢？什么时候他们明白了她有力量教诲他们一些什么东西，明白了又怎么样呢？受难会对他们产生什么新的意义吗？她真的能够使他们不仅在读她的日记的几小时内，而且在读了以后仍成为有人性的生物？在阿西纳学院她的房间里，把三册《后楼》藏在梳妆台后，她对于她的未来读者的想法，比刚才在雷电交作的风暴中颠簸着坐车回来的路上设想自己是其中之一的时候，要心平气和得多了。毕竟，她不是那个在躲避大屠杀的时候还能够对吉蒂说我仍旧相信人心实在是好的十五岁孩子。她的年轻的理想所遭受的打击不下于她在韦斯特博克坐密封火车时，在奥斯威辛关集中营时，在贝尔森露宿荒地时所遭到的打击。她没有因为人类呈现为这个样子而憎恨人类——不是这个样子又可能是什么样子呢——但是她也觉得不该再为它唱赞美诗了。

要是大家真的终于猛省了以后，那又会怎么样？唯一现实的答复是不怎么样。不相信这一点而相信别的，只会产生甚至她这个大渴望家如今也有权怀疑的渴望。不让她父亲知道她仍活着，这样可以帮助人类改进自己……不，这么晚的时候已经不行了。改进活人是活人他们自己的事，不是她的事；他们要想改进自己尽可以自便；如果不想，那就不必。如果说她对什么人有什么责任的话，她的责任是对死者的责任——对她的姊姊、她的母亲、所有被害的同学。这就是她的日记的目的，这就是她天赋的使命：用文字恢复他们有血、有肉的地位……来补偿他们失去的一切。实际上她需要的是一把斧子，不是文字。在她宿舍走廊的尽头的楼梯口，有一把大斧子，装在一根红色的长把上，以备万一发生火灾时使用。要是万一发生仇恨呢——要是气得要杀人呢？她常常盯着它看，但从来没有勇气把它从墙上取下来。何况，到了她的手中，她要斫的又是谁的脑袋？为了要为骨灰和骷髅报复，她在斯托克布里奇有谁可杀？哪怕她能够把它挥舞一千下。不，给她挥舞的是安妮·弗兰克著的《后楼》。要用它斫出血来，她得再一次消失到另外一个后楼中去，这一次没有父亲，完全靠自己独立生活。

这样，她恢复了对自己不到三百页的日记所具备的力量的信心，有了这信心，又恢复了要对她年已六十的老父保密，不让他知道她还活着的决心。“为了他们，”她哭道，“为了他们，”指的是所有那些遭到了她已幸免而又假装遭到的命运的人，“为了玛戈，为了我的母亲，为了莱斯。”

现在她每天到图书馆里去读《纽约时报》。每星期她留心翻阅新闻杂志。每逢星期天，她阅读美国出版的所有新书：读那些据说是“杰出的”和“有意义的”小说，但没有一部比她死后出版的日记更杰出，更有意义，也读那些索然无味的畅销书，真人从这里了解到不可能存在，而且即使存在也是无足轻重的假人。她阅读赞美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的文章，但他们的书不论有多大价值都不可能像她的书那样值得赞赏。她在图书馆找到的所有期刊——美国的、法国的、德国的、英国的——每一栏里寻找自己的真名字。仅仅有少数几个荷兰读者看完书摇摇头，叹口气，又去干自己的事，那可不行——这太重要了，可不能这样就算了！“为了他们，为了他们，”——一而再，再而三，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为了他们”——最后，她终于开始怀疑，在后楼中偷生，在死亡营中逃命，在新英格兰这里伪装是另外一个人，那么她的要想“回来”当复仇冤魂的强烈愿望，是不是因此有点令人可疑，而且有点疯狂。她开始担心她已屈服于当初的不屈服了。

她为什么要这样？她要伪装的人，还不是若无后楼和死亡营她反正要做的那个人？艾米不是别人。把她从记忆中救了出来，恢复了她的生命的艾米——那个讨人喜欢、懂得道理、勇敢而又讲现实的艾米——就是她自己。她有一切权利做这个人！对死者的责任？骗信徒的假话！对死者已没有东西可以给他们了——他们已经死了。“说得分毫不差。这本书的所谓重要性是一种病态的错觉。装死是装腔作势，令人恶心。躲着爹爹则更坏。不需要赎罪，”艾米对安妮说，“拿起电话，告诉皮姆你还活着。他如今年已六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