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伦·坡的宇宙《我发现了》导读（第2/5页）

但就像牛顿因为解决不了“第一推动力”最后要皈依上帝一样，坡也在全文的五分之四处突然转向了上帝。他指出星系宇宙的一切源于上帝，“随着上帝之心的每一次悸动，一个崭新的宇宙将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马上急转直下的是下一段：“那么——这颗上帝之心是什么？”坡回答说：“它就是我们自己。”

根据坡的理论，上帝的意志是宇宙的起点，也是宇宙的终点。在星系宇宙里，“实质性的虚无”就是上帝的原初状态，这也是一个“统一”的混沌状态。当上帝的意志开始运动时，从虚无中创造了原始粒子，上帝本身也就随原始粒子分解并扩散，而每一个粒子都在扩散的过程中回归向那个原始的“统一”状态，也就是“上帝的状态”。是以，星系寂灭的过程也就是向上帝靠近的过程。同理，与物质世界相仿，在精神的宇宙里，上帝的神性也分解为无数的粒子向外扩散，所以每个人身上都有上帝的神性，人的生命由生到死的运动，也就是“上帝的复原”，所以，“死”是个人的灵魂与上帝相“统一”的过程。整个宇宙——物质的和精神的——就是这样在上帝的心跳中被创造、被毁灭，循环不已。

就这样，《我发现了》指出一条道路，由宇宙通向上帝，再由上帝通向人心。在此意义上，它的确是首“诗”，因为它的主旨其实不是认识星系宇宙，而是把星系宇宙当成一个媒体，借观察它来理解上帝的存在，进而探求人类的“快乐”。坡解释说：“考虑到这一点[即死亡是向上帝的回归]，只有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才能领悟上帝不公和命运无情之谜。只有考虑到这一点，不幸之存在才变得可以理解；但也正因为这一点，不幸变得更多，变得更可以承受。我们的心灵不再抗拒我们加于自己的不幸——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即便是徒然地为了——延续我们自己的欢乐。”《我发现了》最后的句子，是充满福音味道的、神秘主义的呼吁：“请记住一切都是生命——生命——生命中的生命——小生命在大生命中，而一切都在神灵之中。”

二

1849年10月7日，《我发现了》正式发表年余之后，坡走完了他命途多舛的一生，最后的遗言是“上帝保佑我可怜的灵魂”。联系他昔日玩世不恭的所作所为，《我发现了》是不是作家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自己过去的全盘否定呢？应该说，这篇文章里的思想，绝不是坡一时冲动的产物。在他的生活里，始终有宇宙的一席之地；在他的作品里，亦有死亡与上帝的不绝回声。

童年时代的坡，据说就已经懂得昴星图，知道“阿斯塔耳忒女神镶宝石的新月以及月球上的山脉”。少年时代，在养父的豪宅中，阳台上架设着一支望远镜，更培养了他对天文学的兴趣。大学期间，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得惊人，除了文学，对化学、物理学、植物学、医学、法学乃至数学都有所涉猎——特别是天文学，坡用心读过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侯爵的著作，熟悉其《宇宙体系论》（1796）所提出的星云假说；也读过英国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爵士的《天文学论文》（1833），对其提出的月球考察的可能性非常感兴趣。坡所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方第一次技术革命取得成效，而第二次技术革命正在进行理论准备的时期，全社会都有一种积极进取、探求未知世界的情绪。当坡于30年代进入报刊业的时候，恰逢大众报业为了迎合读者兴趣而比较注重科普知识的年代，作为有“杂志习性”的“杂志人”，坡继续发展了他的天文学兴趣。尤为重要的是，1842年前后，自然科学界最大的成就是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发现，这是牛顿力学理论体系建立以来物理学的最大成就。受其鼓舞，天文物理学进展迅速，德国天文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五卷本著作《宇宙》第一分册于1845年问世；另一位德国天文学家约翰·海因里希·冯·梅德勒于1846年发表《中央恒星》；从1845年开始，一台长16.5米、直径1.8米、名为“巨兽”的天文望远镜直指苍穹。所有这一切，都为《我发现了》准备了科学基础。

而在文学创作方面，坡有两个系列的小说一直颇受忽视，那就是科幻题材的小说和思辨色彩的小说。应该说，这些小说孕育了《我发现了》的母题。

属于科幻题材的小说有三部：《汉斯·普法尔登月记》（1835）——主人公乘气球登月，详细叙述了飞行原理和太空景观；《气球骗局》（1844）——描述了乘气球跨越大西洋的冒险；《未来之事》（1849）——公元2848年乘气球旅行的人嘲笑“古代人”对于天文学和哲学的无知，是出现于《我发现了》中的“瓶中来信”的后续和补充。这三部小说实为一部小说的反复再现，那就是通过气球载人飞行的情节构架，来介绍天文学理论和假想飞行过程。坡不是一个好的科学幻想小说家，在他的幻想中，一千年后的人类，还在以气球为飞行器，与凡尔纳的潜艇、威尔斯的时间机器，乃至玛丽·雪莱的科学怪人相比，在科学想象力上不可同日而语。但值得注意的是，坡并非为科学幻想而科学幻想，他实际关心的还是天文学后面对应着的宇宙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