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伦·坡的宇宙《我发现了》导读（第3/5页）

属于思辨色彩的小说有：《埃洛斯与沙米恩的对话》（1839）——两个在地球以外的灵魂的对话，回忆彗星掠过地球表面，引起大火而毁灭人类的故事；《莫诺斯与尤拉的对话》（1841）——两个已经死亡的灵魂的对话，对死亡的描述和对再生的思索；《催眠启示录》（1844）——医生与冥冥之域的对话，关于上帝是不是某种无粒子物质的讨论；《言语的力量》（1845）——宇宙中的两个灵魂关于世界本质的对话。这四篇小说的形式都是对话的形式，而对话，实际上也就暗示着作家自己的思辨过程，是自己与自己的辩论。另外一个特点是：这四篇小说所探讨的主题都有关死亡与上帝，除了《催眠启示录》是活人与死者的对话，其他三篇都是灵魂之间的对话，换言之，叙述角度暗示了另一个世界的存在，那是一个从普通的“死亡”角度无法解释的世界。至于上帝，可以发现，作者的角度并非正统，“上帝既不是精神的也不是物质的”，上帝是以“非结合形式存在的精神”，冥冥中存在的某种“性质”，正像在《言语的力量》中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所说的：“要是在人类当中，这种看法会被视为极端的邪说。”

以上七篇小说，恰在坡的全部小说作品中占了十分之一的比重。正是这些幼苗，逐渐生成了《我发现了》那棵参天大树。换言之，《我发现了》不是一个叛逆者的最后忏悔，相反，却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思想的最后飞跃。

三

对于当代读者而言，《我发现了》之所以显得奇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兼容并蓄”：将科学观念与神学观念合二为一。而其实，这并非坡的独创，却始终是西方哲学传统的一个有机成分；须知，在近代之前，西方哲学家们是把全部人类知识当作自己的研究范畴的，所以神学和科学概莫能外。而哲学所关心的是人类的终极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也正是在这里，神学和科学有了交叉点，形成了一个相当独特的体系：宇宙论（cosmogony）。当代学者指出，西方哲学思想最令人费解的讽刺之一便是：物理学，特别是天文物理学，貌似科学，但实际上与神学一道，是最为形而上学的学术。似乎人类对宇宙的认识越多，越觉得冥冥中有种决定性的力量，是以发现了相对论的爱因斯坦都要慨叹：“这种深挚地、直觉地相信存在有一种更高的思维力量，显示于不可思议的宇宙中，这就是我对上帝的定义。”进入20世纪，科学与神学的对话不断发生，大爆炸理论刚刚发表三年，天主教会就在1951年宣布，它和《圣经》相一致；1975年，美国物理学家弗里乔夫·卡普拉发表《物理学之道》，从科学主义公开转向神秘主义；80年代以来更是涌现出保罗·戴维斯的《上帝与新物理学》和《神的心灵》、史蒂芬·霍金和罗杰·彭罗斯合著的《时空本性》、帕斯卡尔·博耶的《被解释的宗教》等名著；与此同时，诞生了欧洲科学与神学研究会、科学与宗教论坛、伯克利神学和自然科学中心等学术机构，“科学与宗教”成了大学里的一门课程。在某种意义上，只有从这个系统中反观《我发现了》，才能发现它所从属的传统以及它所带来的突破。

西方的宇宙论纷纭复杂，大体上看，是以古希腊哲学为基础，吸收了埃及、西亚的部分观念，又与犹太教-早期基督教相汇合，再经过经院哲学的改造，并对文艺复兴之后的科学发现进行了整合。这其中，最关键的几个概念是“第一推动力”“光”“粒子”“理念”，它们又都与“逻各斯”观念相关联。

在“第一推动力”方面，率先提出这一观念的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他于公元前350年写出了《论天》，指出“第一推动力”是天体运动的终极原因，第一推动者实际上就是神。公元2世纪的古希腊大天文学家托勒密依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构想了一个宇宙体系，这一体系几乎原封不动地为基督教思想家所采纳。到了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反异教大全》，就有了这样的经典表述：“如果世界和运动有一个开端，十分明显地就需要某种原因来说明世界和运动的这种起源。”如果说在阿奎那之处还属逻辑推论的东西，到了牛顿那里，已经获得了“科学证明”，三大定律无非是证明了“第一推动力”的科学必要性，由此，牛顿开创了“科学”的神学。随后出现的18世纪的自然神论虽然反对上帝具有人格和三位一体，但是他们把自然界看作一架由上帝推动的巨大的机器，依然承认“第一推动力”的存在。

其次，粒子理论方面。早在古希腊哲学派别中，雅典学派的开创者阿纳克萨哥拉，就把宇宙的本原归之于“种子”，种子受到带来秩序的“理性”（奴斯）推动，万物通过旋涡运动分离。德谟克利特则对“种子”不以为然，他把宇宙还原为原子，认为原子在虚空中的结构规定了事物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