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旅途（第15/18页）

不过，看来他活动的中心并不在这里，而是在前面的前线司令部里，更靠近作战的地方。这里只是他个人生活的场所，有一间不大的私人办公室和一张行军床。

由于这个原因这里才如此安静吧。这里好像是海滨温水浴场的走廊，地面上铺着软木和地毯，工作人员都穿着软底鞋走路。

车厢中间的这个地方，原来是餐室，铺着地毯。现在改成了办公室。屋里放着几张桌子。紧靠门坐着的一位年轻军官对日瓦戈说：“等一会儿。”这话说完，其他的人就认为自己不必再搭理日瓦戈医生了。这个军官漫不经心地朝哨兵点了下头，表示他可以走了。哨兵从走廊上过去时，枪托磕着金属横板，哐啷哐啷响个不停。

日瓦戈医生一进车厢，老远就看见了自己的证件。它们摆在最里边那张桌子的边上。那里坐着一个旧军官派头的年纪较大的校级军官。他是统计官，正仔细琢磨着军事地图，不时参阅一本手册，拿到近处核对，剪剪贴贴，嘴里还念念有词。他抬眼朝四周的窗子挨个地看了一圈，然后说：“今天天气可要热了。”仿佛这是他扫视全部窗子后得出的结论，好像每扇窗子外面的天气都各不相同。

一个技术兵正趴在地上维修出了故障的电线。当他爬到一位年轻军官的桌子跟前时，军官就站起身来让他。他邻桌是一个身穿草绿男军衣的女打字员，正费劲地修理出了毛病的打字机，滚筒斜出了槽，夹在筒架里不能动弹。那位年轻军官站在她凳子后面，居高临下地帮她检查机器的毛病。这时技术兵爬到了打字员跟前，也帮着从下边检修扳手、拨杆和传动装置。那个校官派头的军官也走过来帮他们。大家都围着打字机，忙个不停。

眼前的景象使日瓦戈医生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如果他是一个要被处死的人，就难以设想这些十分清楚他命运的人，能当着他的面专心致志忙这类琐事。

“不过，谁知道他们怎么想呢。”他想道，“他们怎么这样泰然自若呢？旁边大炮在轰鸣，人们在厮杀，而他们却在预测今天的热度，不是战斗激烈的程度，而是天气炎热的程度。或许因为他们已经司空见惯了吧，所以对什么都无动于衷了。”

他呆在那里无事可做，便透过对面的窗子朝外面望去。

二十九

窗外，列车前面剩了最后一段铁路，直通拉兹维利火车站；车站就在拉兹维利近郊的山上，依稀可辨。

从路轨到车站之间，架着一条没刷油漆的木板天桥，中间有三个平台。从这里望去，这一段铁路线好像是旧机车的停放场。没有煤水车的旧机车，头顶上的烟囱活似大口杯子和靴筒，头对头地夹在破破烂烂的旧车厢堆里。

早上热气蒸腾，天空变得白蒙蒙一片。破旧机车的堆放场、市郊基地、铁轨上的破烂火车、生锈的屋顶和商店招牌，这一切构成了一幅荒凉的图画。

在莫斯科时，日瓦戈不曾留意城市里的商店招牌何其多，也不曾注意它们占去了建筑物很大的门面。这里的招牌却令他想起了这一点。招牌上的字一般都写得很大，从这里隔很远都可以看得清。招牌低压在歪歪斜斜的平房破窗户上，低矮的小房子被遮得几乎看不见，就像农村小孩戴着父亲的大帽子，连脑袋都套了进去。

这时晨雾已经完全消散。只是左边在遥远的东方，还有一些残雾，但也正往两旁飘动，像舞台上开启的帷幕。

离拉兹维利车站三里左右，在更高些的大山上坐落着一个大城市，是地区的或一省的首府。太阳光给城市抹上一层浅黄的色彩，远远望去显得线条粗疏。房屋层层叠叠，依山而造，很像廉价的民间版画上的圣阿托斯山或是苦行僧隐居的修道院。山顶中央矗立着一座大教堂。

“尤里亚京！”日瓦戈医生感到激动，“这是故去的安娜·伊万诺夫娜经常回忆的地方，也是护士拉拉·安季波娃常常提到的城市！我听她们说过不知多少次，自己却是第一次见到它，而且又是在这样的境遇中。”

这时，低头修打字机的军官把注意力移到了窗外。他们朝窗外转过脑袋。日瓦戈医生也朝那里望去。

车站天桥上，有人押送着几个俘虏或犯人，其中一个是头部受了伤的中学生。伤口已经包扎，纱布还渗出血来，他那汗流满面的黝黑脸庞上，涂抹得尽是血污。中学生走在被押人员的最后，旁边是两个红军战士。他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因为这叛逆者英俊的脸上透出一股刚毅之气，也不仅因为人们为他的年轻感到惋惜，主要是和两个押解兵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引起人们的好奇心。他们的举动同他们的身份很不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