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旅途（第17/18页）

斯特列尔尼科夫知道，有种流言叫他“刽子手”。他对此坦然处之，并无畏惧。他出生在莫斯科，是工人的儿子。父亲因参加一九〇五年革命而被流放。那些年里他还小，没有参加革命活动，后来进入大学，家境优裕的学生闹学潮时，他没有卷入；当时穷学生入了大学，特别珍惜机会，比有钱人的子弟刻苦、努力。大学毕业时，他已有了极其渊博的学识。除了完成古典文学的学业外，还自学了数学。

按照法律，他可以免服兵役，但他却自愿上了前线，被俘时是准尉军官。后来，得知国内发生了革命，便于一九一七年底逃回俄国。

他身上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两种突出的愿望。

他的思维异常清晰，富于逻辑。而且他难得地道德高尚，为人公正；他的感情炽热而纯洁。

他要做个开拓新路的学者，然而，他还欠缺那种勇往直前的魄力，不善于通过始料未及的发现，去冲破原有的头头是道却空洞无物的预测。

他想做出一番事业来，但他的原则性中又缺乏心灵的灵活。要知道对心灵来说，不存在一般的规则，而只有具体个别的事例；心灵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以小见大。

斯特列尔尼科夫从儿时起就憧憬着最高尚、最光明的事物。他认为生活是一个广阔的竞技场，人们应诚实地恪守规则，在竞争中追求达到完美的境界。

日后证明，事实上并非如此，但他并没想到是自己错了，是自己把世界的秩序给简单化了。于是他把不平深深埋入心底，幻想有朝一日自己能成为一个法官，在生活和歪曲生活的罪恶之间作出审判，他要维护生活，为生活伸张正义。

失望使他变得冷酷。革命给了他武装。

三十一

斯特列尔尼科夫带着日瓦戈来到自己的车厢，口中不停地重复道：“日瓦戈，日瓦戈，有些像商号。再不就是贵族的姓。是啊，从莫斯科来的医生嘛。要去瓦雷基诺。怪事。为什么突然要离开莫斯科去这样的穷乡僻壤？”

“去穷乡僻壤正是我的希望。想寻找安静。去偏远的村镇，去默默无闻的地方。”

“您看，多么富有诗意。是瓦雷基诺吧？这一带我都熟悉。过去是克吕格尔家的矿厂企业。说不定你们还是亲戚吧？也许是继承人？”

“为什么用这种嘲讽的口气呢？哪里是什么‘继承人’？不过，我的妻子倒是……”

“瞧，说对了吧。你们是想白军了？很抱歉，你们来迟了一步。这地区白军已被肃清。”

“您还要取笑我吗？”

“再说，您又是个医生，是个军医。现在是战时。这倒直接与我有关。您是个逃兵吧。绿色分子也有躲到森林中去隐居的。您的理由呢？”

“我两次受伤后复员，纯粹因为不适合在军队服役。”

“那您拿出人民教育委员会或是人民卫生委员会的签条，证明您是‘可靠的苏维埃人’，是‘同情分子’、是‘奉公守法’的吧。现在世上正进行着可怕的清算。好心的先生，现在谈不上什么富有同情心和奉公守法的医生，现在只有启示录中那种执剑的生灵和长着飞翼的野兽。不过，我已经对您说过，您自由了，我绝不食言。但只是这一回。我有种预感，我们还会相遇的，到那时就不会这样对您说话了。您可要当心。”

他的威胁和挑战，没有使日瓦戈感到慌乱。医生说：

“我知道您对我的全部看法。站在您的立场上，这种看法完全正确。您想和我争论的问题，正是我有生以来内心里一直争辩的问题，是同假设的对手不断争论的问题，并且应该说我已经从中得出了某些结论。但三言两语是说不清的。如果我确实可以走的话，请允许我不再向您作什么解释就离开这儿；如果我没有这个自由，那就听候您的处置了。我没有什么需要对您辩白。”

这时，电话铃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电话联系已经修复。

“谢谢，古里扬，”斯特列尔尼科夫拿起话筒，扑扑吹了几下说，“亲爱的，请派个人来送日瓦戈同志。别再闹出什么不愉快来。请给我接拉兹维利，我要拉兹维利肃反委员会运输处。”

只剩下斯特列尔尼科夫一人了，他给车站打电话说：

“刚才押来一个青年，他把帽子直往耳朵上压，可头上扎着绷带，简直胡闹。嗯，如果需要的话，立即给他治疗。嗯，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他，您个人要对我负责。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给他一份口粮。对。现在谈正事。我还要说话，没完呢！真见鬼，另外一个声音插进来了。古里扬！古里扬！我的电话线断了。”

“说不定他是我中学预备班的学生呢。”他一时不再打算和车站继续通话，心里想，“如今长大了，倒来造我们的反。”斯特列尔尼科夫暗暗计算自己教书、打仗和当俘虏的年份，看是否和那个青年军官的年龄相符。然后他在窗旁眺望远处的尤里亚京，目光搜寻着岸边城门附近他家的住所。他的妻子和女儿会不会出人意料地还住在那里呢？要能去看她们该多好！马上就去！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那完全是另一种生活呀。首先应该结束目前新的生活，然后才能回到那中断了的生活中去。他总有一天会回去的，总有一天！可究竟是几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