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11/13页）

“是啊！是啊！”斯托博迪先生咆哮着说：“那还用说吗。她简直跟她爷爷一模一样，从来也不肯攒积一个子儿的。两块二——还是两块三？——两块三毛买一只热水袋！用法兰绒裙子包上一块热砖头，还不是照样顶用吗？”

“埃拉的扁桃腺怎么样，斯托博迪先生？”切斯特·达沙韦打着呵欠问道。

正当斯托博迪先生对埃拉的扁桃腺从生理和心理等方面详加分析的时候，卡萝尔在暗自思忖：难道说他们对埃拉的扁桃腺，甚至埃拉的食道真的那么关注吗？真不知道我能不能叫他们谈点别的，而不去谈那些东家长西家短的琐事？让我冒着挨骂的风险，试试看吧。

“这里没有很多的劳工纠纷，是吗？斯托博迪先生？”她很天真地问。

“是呀，没有，太太，谢谢上帝。要是撇开各家雇用的女仆和农场短工不谈，劳工纠纷吗，我们这里倒是没有的。我们跟那些干农活的外国佬打交道，麻烦可多着呢，你一不注意的话，那些瑞典人就会一下子变成社会党、平民党，或者鬼知道的什么狐群狗党，净跟你捣蛋。当然喽，如果他们得到了你的贷款，也许还会像个人，讲一点儿道理。那时候，我就把他们叫到银行里来，好说歹说对他们开导一番。至于说他们想变成民主党，依我看无所谓，可是我决不允许此地有社会党。谢谢上帝，像大城市里的那种劳工纠纷，我们这里总算没有。甚至在杰克逊·埃尔德的锯木厂里，也是太平无事，是不是，杰克？”

“是的，一点儿都不错。我的那个厂里用不着那么多技术工人，首先闹事的都是那些脾气乖僻、净争工资、手艺不高的半瓶醋工匠——他们读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和工会文件，等等。”

“你赞成工会吗？”卡萝尔向埃尔德先生这样问道。

“我吗？我可不赞成。问题是这样的：我并不反对同工人们打交道，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受了什么冤屈的话——虽然天晓得如今的工人还会有什么冤屈——他们有那么好的工作，简直一点儿都不晓得知足呢。可是，他们要是老老实实地来找我，以理相见，那么，我是愿意同他们商量问题的。但是不管怎样，我就是不愿见到那些外面来的人，那些四处奔走的代表呀，或者标榜着任何其他好听名词的人插进来——他们都是一些骗子、寄生虫，靠无知识的工人过活！我决不能容忍那样的人硬是把鼻子挤进来，还要来指点我怎样做生意！”

埃尔德先生越说越起劲，显得慷慨激昂，富于爱国热忱。“我一向赞成自由和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如果有人不喜欢我的工厂，不管是谁，他都可以拔脚开路吗。反过来说，我要是不喜欢他，同样也得请他走路。雇主与工人的关系，就是这么一回事。说穿了，工人的问题原是极其简单的。我就是完全弄不懂为什么要把问题都搞得那么错综复杂，弄那么一套阴谋诡计呀，政府报告呀，工资表呀，以及天知道他们怎么把劳工地位搞得乱七八糟的那些办法。其实，他们对我所付的工资，如果满意就干，不满意干脆就走。反正雇主与工人的关系，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那么，你对利润分成有何看法？”卡萝尔大胆地又往下问道。

埃尔德先生吼声如雷地做了回答，这时候在座的所有人都正儿八经地、节奏一致地点头赞成，如同橱窗里陈列着的活动玩具，有逗人发笑的中国清代官吏、有法官、有鸭子、有小丑，等等，门一开，一阵风吹过来，这些玩具就浑身上下左右摇摆起来。

“嘿，所有这种利润分成、劳保福利，以及保险和养老金等办法，全是胡扯。到头来还是削弱了工人的独立性，糟蹋了许多正当得来的利润。那些乳臭未干的半吊子思想家、女权论者，以及天知道还有其他好管闲事的家伙，都煞有介事的，拼命指点厂商如何经营自己的企业。还有一些大学教授，同样也不是好东西！他们这拨人都是搞邪门歪道的、伪装了的社会党！我，身为企业家，负有不容推诿的职责，就是要打退他们对整体美国工业所发起的每一个攻击。是的——女士阁下，我将一直坚持到底，决不罢休！”

埃尔德先生用手绢擦去他额角上的汗珠。

戴夫·戴尔凑上去说：“说得对呀，一点儿都不错。嘿，应该把那些煽动者都绞死，一个也不剩，这样也就万事大吉啦。大夫。你说是不是？”

“是的！”肯尼科特表示同意。

尽管卡萝尔不时插进来打岔，但最终他们还是撇开这话题，又开始说东道西。他们争论的是：这次治安法官究竟给那个酗酒的流浪汉判了十天还是十二天的拘役。看来这个问题一时还解决不了呢。随后，戴夫·戴尔讲述他无忧无虑地开汽车到各地旅行的奇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