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两个教会（第9/11页）

“可是，研究历史而不尝试加以整理，给它秩序，行得通吗？”

“研究历史当然要加以整理了，”约可伯斯大声吼道，“别的不说，每一种科学，莫不皆是一种整理和简化的方法，以使心智无法消化的东西能够消化。我们以为认识几条历史法则，便可拿来做史实的研究工作。假设一位解剖学家解剖一具尸体，他不会碰到完全使他感到意外的发现，而是，他在表皮的下面发现到一块一块的组织、肌肉、筋腱，以及骨骼，大体上与他用以工作的图式一致。但是，假如这位解剖学者只见他的图式，而无视其解剖对象特有的个别真相的话，那他便是一个卡斯达里人了，一个玩玻璃珠戏的人了；他便是将数学用到最不当用的对象上面了。我不反对这样的历史学者将他对于吾人心灵力量所怀的那种动人的童稚信心用到他的研究工作上，也不反对他以我们的研究方法整理历史的真相，但是，最最不可忽略的一个要件是：他必须尊重那不可以理解的真理、实相，以及各种事象的独特之处。我的朋友，研究历史并不是可以闹着玩儿的事情，更不是不负责任的游戏。一个人要研究历史，首先必须知道的是，他要尝试去做的工作，乃是根本无法办到，但因非常重要而不得不做的事情。所谓研究历史，意思是面对一团乱麻，而对秩序和意义却抱持信心。年轻人，这是一种非常严肃的工作，也许算得是一种悲剧性的任务。”

约可伯斯神父所说的这一类话，除了克尼克当时在写给朋友的信中直接引用的那些之外，尚有如下的一段滔滔讲词：

“对于青年人而言，伟大人物好似世界历史蛋糕里面的葡萄干。不用说，他们也是此种蛋糕的实质材料的一部分，因此，要想把真正伟人与拟态伟人分离开来，也就不像人们所想的那么简单、容易了。就以后者而言，使他们得以藐视真正伟人的地方，是历史关头的本身和他们能够预见历史时刻的来临并加以掌握的本领。不少历史学家和传记家——记者之流更不必说了，都将他们可以预卜和把握某个历史时刻（亦即暂时成功）的能力本身视为伟大人物的一种标记。一名能在一夜之间变成独裁执政者的小小班长，或者，一名能够一度控制某个世界统治者的情绪的妓女，都是这类历史学家偏爱的角色。另一方面，心怀理想的青年，则喜欢悲剧性的失败者、烈士、殉道者，出场稍早或略迟一步的人。就我而言，因为，毕竟说来，由于我主要是我们本笃会的一个历史学家，因此，我觉得最能引我入胜的、最能使我惊奇的，以及最为值得研究的历史方面，既不是某些个别的人物，也不是某些人的揭竿而起，得到胜利或者败落衰亡；而是，我所喜爱，并且使我产生永不餍足的好奇心理的，乃是像我们的圣会这一类的现象。因为它是长住的组织之一，其宗旨在于凝聚、教育，以及改造人类的心地和灵魂，使他们成为一种贵族——既非用优生之学，亦非用血腥手段，而是以人类性灵——一种既能统治又能服务的贵族。拜读希腊的历史，使我难以释手的，既非光辉荣耀的英雄豪杰，亦非在亚戈拉城狂呼猛喝的议士，而是某些社团，例如毕达哥拉斯兄弟会或柏拉图学园，所做的努力。在中国的历史中，一个无与伦比的特色，是儒家一系的历久不衰。而在我们西方的历史中，基督教堂以及作为其结构一部分而存在的教会组织，在我看来，可说是最为重要的历史要素。一个冒险家千方百计地征服或建立一个垂二十年、五十年，乃至达到百年之久的王国；或者，一个登上国王或皇帝宝座的善意理想主义者，一度以更大的诚实推行全国的政治或尝试推行某种长远的文化计划而抵于成；或者，一个国家或其他团体，能在重大的压力之下获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就或承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艰苦——所有这些事实，对我而言，都远不如为了建立像我们这个教会一样的组织而不息在做的那些努力来得有趣，而在这些努力当中，有的已经持续了一千或两千年之久。至于神圣教堂的本身，我不拟置喙；因为，对于信徒而言，那是超越讨论范围的事情。但可一述的是，像本笃会、道明会，以及后来的耶稣会等类社团，都已生存了若干世纪之久，尽管兴兴衰衰，屡遭攻击，时时适应改进，但总算保住了它们固有的面貌和声音，以及它们的姿态和个别的灵魂——在我看来，这才是最为突出、最可赞叹的历史现象。”

克尼克对约可伯斯神父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对他所作的一连串不平之鸣都很欣赏。但直到那时为止，他对约可伯斯神父究系何许人这个问题，仍然毫无所知。他只将他视为一位学养深厚的学者，而不知这个人正在有意识地参与世界历史的工作，更不知这个人正以其教会组织带头政治家的身份在左右历史的造型。身为政治历史专家兼当代政治学老手的约可伯斯神父，不时有人从许多方面来向他寻求消息，乞求忠言，乃至请求调停。一连持续了两年左右的时间，直到他的第一次休假时间来临，克尼克仍然把约可伯斯神父看作一个纯粹的学者，对于其人的生平、活动、声誉，以及影响，只知这位僧侣小心透露的部分。这位饱学的神父深谙藏身之道，即在友谊方面亦然；而他的院中兄弟亦皆如此，莫不皆比约瑟所想的更加善于隐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