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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去阿姆斯特丹了，我的一个医生觉得这不靠谱。”

他一秒钟没出声。“天，”他说，“我早该自己掏钱买票，应该那天带你直接从《时髦骨骸》雕塑出发去阿姆斯特丹。”

“那么一来我很可能在阿姆斯特丹缺氧丢掉小命，我的尸体只好用飞机货舱运回来。”我说。

“哎，嗯，”他说，“不过在此之前，我高贵的情圣姿态绝对已经打动了你，让我得逞了。”

我哈哈大笑，笑得太厉害，让我感觉到之前插胸管的地方隐隐作痛。

“你笑是因为我说准了。”他说。

我又笑起来。

“我说对了，是不是？”

“多半不是。”我说，然后过了一会儿又补充道，“不过世事难料。”

他苦恼地呻吟一声。“我到死都是处了。”他说。

“你是处？”我惊讶地问。

“海蓁·格蕾丝，”他说，“你手边有纸和笔吗？”我说有。“好，请画一个圆圈。”我照办。“现在在那个圆圈里画个小圆圈。”我照办。“大圆圈是天下处男处女，小圆圈是所有十七岁的独腿少年。”

我又笑起来，然后对他说，大部分社会交往都发生在儿童医院，同样也无助于滥交。然后我们聊起彼得·范·豪滕才华超群的绝妙评论，时间如荡妇。尽管我在床上，他在自家地下室，感觉却好像我们又回到了那个自行存在的第三空间，那真是一处我喜欢和他一起驻足的好地方。

然后，我挂了电话，爸妈跑到我房间来了。老实讲我的床不够躺三个人的，但他们还是一左一右挤在我身边，一起在我的小电视上看《全美超模大赛》。有一个我不喜欢的女孩赛琳娜被淘汰了，不知为什么，这让我高兴异常。后来，妈妈帮我安好呼吸机，掖好被子，爸爸在我额头上留下一个满是胡茬感的吻，然后我合上眼睛。

呼吸机基本上完全接手控制了我的呼吸，这种感觉令人相当不快，但也有讨人喜欢的地方，就是它的声音。我吸气，它就隆隆作响；我呼气，它又发出呼呼声。我一直想，它的声音就像一只龙在跟着我的节奏呼吸，好像我有一只宠物龙，它蜷在我的床旁边，对我无比依恋，以至于连呼吸节奏都要跟我一致。我就这么想着，沉沉入睡。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晚了。我在床上看了会儿电视，查了电子邮件，然后，我开始炮制一封给彼得·范·豪滕的电邮，告诉他我没法去阿姆斯特丹，但我可以拿我母亲的生命起誓，我绝不会把关于角色的任何信息透露给任何人，还有，我根本也不想告诉任何人，因为我极端自私。还有，拜托他可不可以就告诉我荷兰郁金香老爹到底是不是真的，安娜的妈妈有没有嫁给他，还有仓鼠西西弗斯怎么样了。

但我没有寄出这封邮件。就连我自己看了也觉得太可悲了。

三点左右，我猜奥古斯塔斯应该已经放学回家了，就跑去后院给他打电话。我一边听电话铃响，一边坐在草地上，草地上杂草丛生，到处都是蒲公英。秋千架还在那儿，我小时候为了荡得高，在地上蹬出了小沟，现在小沟已经长满野草。我还记得爸爸从玩具反斗城把这套秋千买回家，请邻居一起帮忙在后院安装的事。他坚持要第一个坐上去测试一下，那玩意差点儿被他压垮。

天空灰沉沉的，充满了雨的湿气，但还没下雨。我听到电话转到奥古斯塔斯的语音信箱，就挂了，把电话放到身边的地上。我一直盯着秋千架看，心想，我愿意拿余生所有生病的时间交换几天健康的日子。我努力告诉自己，本来还可能更糟，告诉自己世界不是个批量满足心愿的大工厂，还有，我和癌症和平共处而不是被它逼至绝路，我不能在它弄死我之前就放弃生命。然后，我开始喃喃地一个劲儿说“愚蠢愚蠢愚蠢愚蠢愚蠢愚蠢”，没完没了，直到意义与声音脱节。直到他回我电话。

“嗨。”我说。

“海蓁·格蕾丝。”他说。

“嗨。”我又说。

“你在哭吗，海蓁·格蕾丝？”

“也许吧。”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我想去阿姆斯特丹，我想让他告诉我故事结束后的事，还有，我就是不想要我的人生。还有，天空让我沮丧。还有，这儿有一套旧秋千架，我小时候爸爸帮我搭的。”

“我得立即看一看这座泪之秋千架，”他说，“我二十分钟后到。”

我待在后院没进屋，因为我一哭妈妈就关心过头，让我透不过气来。因为我不常哭，我知道她一定会想跟我“谈谈”，讨论一下我是不是应该考虑调整治疗方案什么的，一想到那全套谈话我就有点反胃。

倒不是因为我记忆里有什么特别辛酸、清晰如昨的画面：健康的爸爸推着健康的孩子，孩子喊着“再高点再高点”，或诸如此类带有隐喻性回响的时刻。并非如此。秋千架就伫立在那儿，被抛弃了，两个小秋千一动不动，悲伤地悬在灰沉沉的木架子上，秋千座的轮廓就像小孩涂鸦画出来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