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归属（第5/13页）

站在他右边的女人看上去很高兴。她有张率真的脸——她应该还是个少女，而那些老照片里的女孩们看起来总是提前变成了妇人。她大笑着，眼睛笑出许多道皱纹，几乎看不见了。她身上有种纯洁的天真，无论一个人的五官多么平凡，也会因此变得光彩动人。她的头发有一半烫成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种贴着额头的卷发，但已完全浮起来，她似乎也毫不在意。她手握一支笔刷，指着画布。

“这个女人是谁？”我说。

奎克闭上了眼睛：“他的缪斯，也许。或只是一个模特。”

“他是意大利的保罗·纽曼。”我说，奎克笑了。

那张相片在我心里引发了一场地震。它是那么有力，饱含故事。我翻到背面，照片的左下角标注了时间，还有一行手写说明：O和I……

“你看到这个了吗，奎克——O和I是谁？”我问，“I是艾萨克吗？”

但奎克已没有心思猜测。“别站在那儿发呆了，巴斯琴小姐，”她说，“我们时间不多了，快去帮斯考特先生影印照片，好吗？去吧。”

8

三天后，奎克邀请我去她家做客。之前我曾提起自己的生日快到了，后来我在自己的桌上发现一张小卡片，请我周六共进午餐。我很激动。一般来说，上司和员工之间不太会这样打成一片，但我的好奇心胜过了任何可能的迟疑。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踏着鞋在人行道上疾走，冒险之情油然而生。时值夏日末，伦敦城充斥着汽车尾气、街边烟蒂和天空中的白云波浪。如今，对于伦敦各式古怪的住宅构造，我已是个熟练的旁观者。邮政编码、砖房、或隐或现的玫瑰花丛、脚刮板、时高时低的阶梯，我已了如指掌。如果你住在这里，绝对会留意到街道的宁静与嘈杂，脏兮兮的流浪狗在排水沟边吐舌头，衣衫褴褛的孩子，整洁干净的篱笆，飘扬的网眼窗帘。在伦敦，有千万种生活方式，但改变生活的方式却屈指可数。

战争在许多街道留下了奇形怪状的轰炸痕迹，奎克家门前的长街有种熟悉的混搭感：先是几栋维多利亚时期幸存下来的庄严建筑，几排爱德华时期的小楼；接着是一栋十五世纪的低矮公寓楼突兀地竖立在路旁，宽敞的白色阳台，混凝土墙和细小的常春藤，主人或许是为了培植出些许绿意，而它们连二楼的窗户都爬不上去。再过去一点儿，就是奎克住的地方，温布尔登公园的边上。

我站在奎克家门前。那是一栋格鲁吉亚风格的淡蓝色低矮小屋。半闭上双眼，你会很自然地想象一个身穿细棉布礼服和礼帽的夫人溜进屋里。有这么一间屋子，这个女人为什么还要上班呢？我很好奇。我想到辛兹肯定想参观这样的小屋，但那也是天方夜谭。我叩响了门环，然后在原地等待。那是一个老旧的紫铜把手，锈迹斑斑。里面没有回应。金银花长满了四周，在门上围出了一个框。我听到里面传来一阵古典乐声，简单的钢琴音阶，然后是逐渐复杂的乐曲。

我的后背逐渐发烫，我不知道是真的有人在看我，还是我自己焦虑的想象。我还从没进过一个白人的家，劳里家也没有去过。而这里可说是一条纯白的街道了。门闩后移，大门被拉开了，奎克站在我面前的一块方形阴影里。她一头银色的短发，清澈的瞳孔在阳光下收缩起来。她看起来比工作时更瘦小了。“你来了。”她说。我从未想过拒绝赴约。钢琴声比刚才更响亮了，声音穿过整栋小屋，仿佛为我们的双人舞奉上一段戏剧性的开场。

她迎我进门。房子很深，远离街道，地板向前延伸成一条长廊，可以瞥见尽头的花园，树叶在微风中摇曳，一只猫孤独的背影宛如一只伫立着的花瓶。“去花园吗？”奎克问，但那其实算不上一个问题，因为她已迈步走了过去。她走得小心翼翼，仿佛并不信任自己的双脚。我用余光扫视着左边敞开的前厅，瞥见那里锃亮的地板、宽大的地毯、几株盆栽和一架直立式钢琴。目光所及之处，前厅、走廊——各处的白墙上，没有任何画作。

房间里丝毫不见英式风格，没有厚重的维多利亚地砖，没有浮雕壁纸和窗帘带，也没有厚重的木家具。当然书架是有的，我很想窥探。右边有一排楼梯，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机会走下去。我们沿着走廊，向着前面那块方形的阳光走去。左边还有间房开着门，里面有张书桌，一部上发条的留声机发出古典乐唱片的最后几个音符。她有一部留声机，让我觉得颇为复古。

我们走到厨房和敞开的花园门口时，奎克停住了脚步。猫飞快地闪入草丛，然后用一双淡黄色的眼睛透过枝叶注视着我。“午餐。”奎克宣布。桌上已经摆好了一只大托盘，里面是面包卷、鲜黄色的芝士、鸡腿冷盘、猪肉排和红色小番茄，滚圆晶莹的水珠自表面滑落。一切看起来棒极了，我这么告诉奎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