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博物馆和小说（第3/6页）
如果说小说的核心属性是其突出日常观察并继而将之重新构造的方式，它以想像为媒介，旨在揭示生活的深层意义，那么尤瑟纳尔的观点可以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在19世纪，小说艺术才如我们今天所知的那样得以完善。很难想像小说会缺少普通话语的力量与可信，因为日常语言是传达那些平淡时刻和随机感知的自然渠道，而这些正是小说世界的基础。当然，散漫的交谈并非必须详细记录在纸面上，分段排列，一段文字包含一个声明；也没有任何必要让它们主宰小说景观。这是我们从普鲁斯特那里学到的许多重要教导之一。
就像博物馆保存物品，小说则保存细微差别、语调、语言的颜色，以口头语表达人们的一般思想以及意识从一个主题跳到下一个主题的偶然方式。小说不仅保存词语、俗套话和成语，而且还记录它们在日常交流中是如何使用的。我们阅读詹姆斯·乔伊斯时会开心地发现俏皮话和创造性的用语，这些话语在孩子学说话时我们也能听到。乔伊斯之后，所有嬉戏于各式各样内心独白的杰出小说家—从福克纳到伍尔芙，从布洛赫到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再认为自己是在描写意识的运作方式，但是在以语言的魅力和特殊性影响我们的生活方面却更加洞察入微、饶有趣味。
把握日常语言是散文体小说的一个关键特色，在这方面第一部土耳其小说（在任何文化里要确认“第一部”小说总是一个影响广泛、争议颇多的话题）是里凯扎德·穆罕穆特·埃克雷姆（Recaizade Mahmut Ekrem） 1896年出版的《马车故事》（A Carriage Affair）。这部小说聚焦西化潮流，涉及西方崇拜的危险以及亲西方的知识分子们自命不凡的心态，这是奥斯曼—土耳其的文艺创造中名为“东西方小说”的最初范例之一。这一体裁直至今天仍然得到应用。（我自己的小说《白色城堡》就是对东西方小说的绵薄贡献。）《马车故事》既有趣，又精彩，描写了19世纪末土耳其知识分子—他们渴望效仿西方，由此带来了“悲喜剧的混乱”（如评论家贾勒·帕尔拉所言），有时候则变成土耳其与法国风格难以分辨的大杂烩。同样的人为性也见于《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创造了一种俄国精英们的谈话格调。这些人一方面在抗击拿破仑，另一方面又在日常生活中说法语。不过，《马车故事》只是一个现实主义的讽刺，并不具有《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宏伟结构和深沉内涵。小说的隐秘中心—当我们阅读托尔斯泰、乔治·艾略特和托马斯·曼（或者在过去数十年间的V. S. 奈保尔、米兰·昆德拉、J.M. 库切和彼得·汉德克），我们在意识的一个角落持续不断、牵肠挂肚地追寻这个中心— 这绝不是埃克雷姆吸引我们好奇心的一个理由。我第一次阅读这本新奇独特的小说时，突然惊喜地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土耳其知识分子的意识中，沉浸在1890年代伊斯坦布尔的日常用语里。不过，令人忧伤的是，这样鲜活的描写、这种口头语的创造性使用一旦翻译到其他语言常常会丧失。
如尤瑟纳尔所说，在小说出现之前，日常话语并没有得到记录，这一点让我们明白所谓的“历史小说”是荒诞且不可能的。亨利·詹姆斯在说到历史小说“致命的廉价”及其读者的天真时，他所指的不仅有关语言，也有关深入一个不同时代的意识所遇到的种种困难。我在写历史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之时，小心翼翼地阅读奥斯曼帝国的法院登记、商务记录、公共文件，以寻找日常生活的细节，但我知道这并不足以克服理解的隔阂。我决定展现并夸大虚构的叙述形态，避免虚假地处理与调和16世纪时伊斯坦布尔的交谈用语，因为对这些话语有时候我们一无所知。我的主人公常常穿过纸面，直接对读者讲话。我也赋予某些物品和绘画以说话的能力。我还加入了对当代世界的许多指涉—实际上，小说中家庭日常生活的描写就是基于我和我母亲与哥哥的生活。
从1980年代起，统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创新之风席卷小说界，最初受到了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和伊塔洛·卡尔维诺等人的影响。他们本质上是虚构形而上学的研究者，而不是狭义的小说家。他们的作品推进了小说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这些都是尤瑟纳尔和亨利·詹姆斯的论题—并且强化了以小说为媒介进行思考的传统。
不过，我希望论述的小说类似博物馆的品质与其说可以激发思想，不如说更多的是保存记忆、保持传统和抗拒遗忘。就像家人们在星期天去参观博物馆，认为博物馆保存了他们过去的某些东西并从中得到快乐，读者们也会开心地发现小说融合了他们实际生活的方方面面—街道一端的公交车站，他们看的报纸、喜爱的电影，他们从窗口见到的落日景象，他们喝的茶，他们看到的海报和广告，他们曾走过的小巷、林荫大道和广场—就像《黑书》在伊斯坦布尔出版后我所观察到的—甚至他们常去的商店（如阿拉丁商店）。这种快乐也许与我们在博物馆里所感受到的幻象和随之的自豪是相对应的：我们感到历史不是空洞而无意义的，我们在生活中所经历的某些东西应该被保存下来。我们认为小说与诗具有不朽性，这种空无所依的普遍信仰—这种信仰有时候也会征服我—只会强化这种自豪与宽慰。小说读者的快乐与博物馆访客的快乐到底是不同的，因为小说并不保存物品本身，它只保持我们和这些物品的际遇—也就是说，我们对物品的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