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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明天他们要来，我要想一想。你好，你好，你好吗，你好吗，他们会吻我手，祝你长寿，您好吗，亲爱的奶奶，您好吗，您好吗，奶奶?我要琢磨琢磨他们。不要一起说话，不要说同样的话，你过来，到这儿来，到我身边来。说说看，你都在做些什么?我知道我这么问就是为了要受受骗，就是为了要听那一两句敷衍了事的话!哎，总共就这些吗?你们不想和你们的奶奶说说吗?他们会互相望一望，相互间谈一谈，笑一笑，我也听到，也能了解到。最后他们说话就会大声起来。别喊那么大声，别那么大声，谢天谢地，我的耳朵还听得见。对不起，奶奶，我姥姥的耳朵已经听不清了!我不是你们姥姥，我是你们奶奶。对不起，对不起!好吧，好吧，那你们就说说吧，说点什么吧。说什么吗?那就说说你们姥姥，她在做些什么?他们就会一下子愣住：真的，姥姥在做什么?这样一来我就明白，他们没去看她，也没去了解她。我会想，那也没关系，我还是要问一问，不是为了要相信，但我还是要问一问。而这时，他们甚至都已经把这事忘了：他们不是在关心我，而是在关心这房子，不是在想着我的问题，而是在想着他们自己的事情，我，还是独自一个人……
我探起身从盘子里拿了一颗杏，吃着，等着。不，一点用都没有。我还在这儿，还在这些东西当中，并不在想些什么。我看着桌子。还有五分钟就十二点了。钟的旁边是古龙水瓶，再旁边是报纸，报纸旁边则是手帕。它们就那么待在那儿。我常常看着它们，目光常常在它们身上游移，仔细看着它们的表面，等着它们跟我说些什么。但它们已经让我想起了那么多的事情，以至于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只有一瓶香水、报纸、手帕、钥匙和钟——它总是那么嘀嗒作响，可谁也不懂得时间是什么，就连塞拉哈亭也是。突然，我的思绪中出现了之后的另外一段回忆，接着是零零散散、忽东忽西的一些。千万不要跟这些回忆中的任何一个纠缠，快跳出来，出来，快出来，快跳出时间，快跳到房间外面去。我又吃了一颗杏，但我没能出来。那时候就好像我对这些东西看得更多了，也想感受一下对同样东西的恐惧，以此来打发时间——假如我不在这儿，假如谁都不在，那么这些东西就会得到永恒，那时候就没有人会说不知道生命是什么了，就连想都不会去想了，谁都不会!
哎，我没能自娱自乐。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上了个厕所，洗了洗。角落里有只蜘蛛悬在半空，我没理它，又走了回来。一转旋钮，吊在天花板上的灯就灭了，只剩床头的灯还亮着，我上了床。天气有点热，但我不能没有被子，有什么办法呢?那是可以拥在怀里的，可以钻进去，可以藏在里面。我的头枕上了枕头，等待着，我知道睡意不会马上就来。昏暗的灯光照着天花板，我听着蛐蛐的叫声。炎热的夏夜!
但好像以前的夏天还要热，我们常常喝柠檬汽水、果子露。不是在街上，但都是些系着白围裙的人。我妈妈常说：法蒂玛，我们可以在家里让人干干净净地做给我们喝。我们从商场回来，商店里没什么新东西。傍晚，我们等父亲回来，他回来后就会不时地咳嗽，浑身烟味，说着，聊着，而我们则听着。有一次他说：法蒂玛，有一个医生想要娶你。我不作回答!有个什么医生，我不说话，而我父亲也不说什么，但第二天他又提了起来，而我才十六岁。我妈妈说，你看，法蒂玛，是个医生。我想：奇怪，不知道他在哪儿见过我?我害怕了，没问，又想道：医生。笨不笨?后来父亲又说了一次，还补充说道：法蒂玛，人们都说他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详细打听了一下，人很勤奋，也许还有点野心，但都说他是个正直、聪明的人，你好好想想。我闭上了嘴。天很热，我们喝着果子露：我不知道。最后我说：好吧。就这样我父亲就把我叫到了他跟前。女儿，你就要离开父母家了，你要牢牢记住，他说，不要太多地过问男人的事情，只有猫才会那么好奇，好的，爸爸，我早就知道，女儿，我再跟你说一遍，手不要那么放，你看，不要咬指甲，你已经多大了，好的，爸爸，我不问，你不要问，我也没问。
我没问。四年了，而我们还没有孩子，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因为伊斯坦布尔的天气。那是一个炎热夏日的夜晚，塞拉哈亭没去诊所，找到了我，说：法蒂玛，我们不在伊斯坦布尔住了!为什么，塞拉哈亭，我没这么问，但他像个孩子似的，手舞足蹈地接着讲：法蒂玛，我们将不在伊斯坦布尔住了，今天塔拉特帕夏把我叫了去，对我这样说：塞拉哈亭医生，你不会在伊斯坦布尔住下去了，也不会再从事政治了!这个无耻的家伙这么对我说，我一再说不行，他说，你说你很勇敢，我们要立刻用第一艘船把你和其他人一起送往锡诺普监狱，你大概不会乐意，但没办法，你给我们找了太多的麻烦，不断诽谤我们的党，但你像是个有头脑的人，理智些，听说你结婚了，你是个医生，有一个很好的职业，你可以挣很多的钱，足够你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过上舒适的生活，您的法语怎么样?该死的，你明白了吗，法蒂玛?这些联合主义分子在胡闹，他们忍受不了自由，他们和阿布都尔哈米特有什么分别?好吧，塔拉特先生，即使我接受你的邀请，即使我马上就收拾好我的坛坛罐罐，你也不要以为我是因为害怕进锡诺普监狱：不!那是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在监狱的角落里给你们必要的回应，而是在巴黎。法蒂玛，我们去巴黎，把你的戒指和宝石卖掉一两个!你不愿意吗?那好吧，我现在还有些父亲留下来的家产，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不去欧洲，去塞拉尼克，我们为什么要去国外，我们可以去大马士革，你看，勒扎医生去了伊斯肯德里，他在信中说他在那儿挣了好多钱，我那些信在哪儿，我找不到了，我跟你说不要碰我桌上的东西，哎呀，主啊，也可以去柏林，但你听说过日内瓦吗，这些人比阿布都尔哈米特还要坏，快点，与其这样傻乎乎地看着，不如赶紧收拾行李，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妻子必须要坚强，不是吗，没什么好怕的。我一声不吭，就连一句“随你的便”也没说，而塞拉哈亭还在说着，说着他们在巴黎对阿布都尔哈米特所做的事情，说他自己到了巴黎后会对他们做些什么，还说到了那一天我们会如何风光地乘火车从巴黎回来!后来，他说，不，去大马士革，去伊兹密尔，又说去特拉布宗我也愿意，法蒂玛，我们要卖掉我们的家产，你准备好作出牺牲了吗?因为我要尽全力去作斗争，法蒂玛，不要在佣人们跟前说这些，隔墙有耳，但是，塔拉特先生，你本就没有必要再跟我说滚了，我本来就不会再在该死的伊斯坦布尔这个窑子里待下去了，但是，法蒂玛，我们去哪儿呢，你倒是说句话呀!我一声不吭，我在想，他还像个孩子。是的，魔鬼只能把个孩子欺骗成这样，我明白了，我和一个用三本书就可以把他引上歧途的一个孩子结了婚。那天半夜，我出了我的房间，天很热，我想喝点什么，看他屋里亮着灯，我就走了过去，悄悄地打开门一看：塞拉哈亭的胳膊肘撑在桌子上，手捧着脑袋在哭，昏暗的灯往那哭泣着的脸上投射出了丑陋的光。从来都在桌上放着的头盖骨也在望着正在哭泣的大男人。我悄悄地拉上了门，去厨房喝了杯水，想道，真像个孩子，真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