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擦去城市的灰尘 我的真主，哪来的这么些脏东西啊？（第3/5页）

留我一人在家时，他们有时会说，“萨米哈，干完活你就回家，别做礼拜、别看电视浪费时间。”有时我很卖力地干活，似乎想要擦去城市里所有的灰尘，但随后我会想到一件事，让我放慢干活的速度。我在先生放衬衫和背心的衣柜最下面的抽屉最里面，看见了一本外语杂志，杂志上有很多男人和女人的无耻图片，我为自己感到害臊，只为我看见了那些图片。夫人药柜的左侧角落里，有一个散发出杏仁味的奇怪盒子，盒子里的梳子下面有一张外国钞票。我喜欢看他们的家庭影集，塞在抽屉里的婚礼、学校放假和夏季度假时的旧照片，去发现他们年轻时的模样。

在所有的人家里，都有那么一个角落，堆放着丢弃、遗忘、落满灰尘的旧报纸、空瓶子、从未打开的盒子。他们说别去动，仿佛是一件宗教、神圣的东西。每个家里都有这样不让动、不让靠近的角落，没人时我会好奇地去看一看，但他们为了试探我而放在那里的新纸币、共和国金币、气味奇特的肥皂、长了虫子的盒子，我从不去碰。夫人的儿子，在积攒小的塑料玩具士兵，他在床上、地毯上把它们一排排地部署好，然后让它们激烈厮杀。我喜欢孩子忘乎所以地沉浸在游戏里，独自一人时，我也玩打仗游戏。很多家庭买报纸只是为了礼品券，他们让我每周剪一次。有些人家每月派我去一趟角落里的报亭拿礼物，类似搪瓷煮茶壶、带图片的烹饪书、花朵图案的枕套、挤柠檬汁的工具、会唱歌的圆珠笔。为了这些东西，他们让我去排半天的队。在电话上聊天度过一整天的夫人，有一个放毛料衣服的柜子，满是樟脑丸味道的柜子里有一套电动厨房用具，却像那些免费的礼品那样，从未拿出来使用过，哪怕是为了任何一个客人。因为那是欧洲货，总被仔细地收藏着。有时，看着我在柜底找到的信封里的收据、报上剪下的新闻和布告、女孩们的裙子和内衣、写在本子上的文字，就好像我找到一样寻觅已久的东西。有时，我觉得这些信件、文字都是为我而写的，照片上也仿佛有我的身影。抑或是，夫人的儿子偷了母亲的红色唇膏放进自己的抽屉，我感觉该我负责一般。对于这些向我公开隐私的人，我既感到一种依赖，又感到一种愤怒。

有时，我在正午想念费尔哈特、我们的家，以及从我们一起躺着的床上看见的发出磷光的地皮。开始做日工两年后，在越来越多留下过夜的日子里，我开始怨恨费尔哈特，因为不管怎样他都没能让我摆脱用人的生活。这期间我越来越深地融进了那些人家的生活，接触到他们残暴的男孩和娇惯的女孩，遇到觉得我漂亮就立刻跑来纠缠的杂货店伙计和看门人的孩子。每到来暖气时，睡在窄小的用人房间里，我总会大汗淋漓地醒来。

费尔哈特：从第一年开始，我就坐上了位于加齐奥斯曼帕夏的幸福餐馆的款台。我读电大在此起了作用，读电大也是萨米哈极为重视的一件事。但是晚上，当美妙的拉克酒和热汤味道飘散在餐馆、餐馆变得人声嘈杂时，老板的弟弟就坐上款台，亲自管理收银机，顺带自己的口袋……老板在阿克萨赖省还有一家餐馆（我们这里是分店），每个月老板都会向厨房里的厨师和洗碗工，还有我们服务员和传菜员重复一遍他的命令，那就是从厨房出来的每一样菜品，必须立刻在款台记录在案，否则不许端上客人的桌子。这些菜品如，炸土豆条、牧羊人沙拉、炸肉丸、盖浇鸡肉饭、单份拉克酒、小份啤酒、小豆汤、干扁豆、肉末大葱。

幸福餐馆，有四扇面向阿塔图尔克大街的窗户（每扇窗都拉着窗纱）。餐馆是一家拥有众多热情顾客（中午是一些不喝酒、吃家常菜的工匠，晚上是一些有节制喝拉克酒的男人）的成熟企业，因此要遵守老板的这个宪法规定也并非易事……我坐在款台时，也就是即便中午，都会忙得不可开交，有时我都来不及记录服务员手上的蔬菜鸡块、橄榄油芹菜根、蚕豆泥、烤鲣鱼，都送去了几号桌。那种时候，要么像老板命令的那样，服务员在我面前排起队，等着让我记录；（着急的顾客喊道“菜凉了”，）要么推迟一分钟来执行老板的命令，服务员先把菜送给顾客，等我松快时回来提醒我，“费尔哈特大哥，十七桌一份辣椒塞肉末米饭，一份春卷，十六桌两份鸡胸肉。”这个办法不能解决排队问题，只是推迟了排队，也就是说，服务员开始把他们送给顾客的菜品，挨个其实是同时报出来让我记录，“六号桌一份沙拉，八号桌两份酸奶黄瓜粒。”有的服务员端着菜边走边报，记录的人无法听清他们所说的一切，因此有时会记错，有时像我做的那样随便编一个，有时就只好忽略不计了，就像我对待电视里听不懂的课程那样。服务员们知道，如果账单上的钱数低了，他们将得到更多的小费，因此他们从不抱怨被遗忘的那些菜品。而老板，不是因为损失了钱，而是不愿和顾客纠缠，有的顾客说，“我们没要两份，只要了一份酥炸贻贝。”因此他要求实施他定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