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有人在跟踪我（第3/8页）

这个场景简直就是某部蹩脚的叶西坎电影里的一幕，故事描写一个勤勉向上的孩子，经过多年的贫困孤独后，终于苦尽甘来。某一年的除夕夜，在贫民区一间破败的房舍里，菜鸟记者耶拉告诉他的母亲，家族中一个有钱的亲戚邀请他到他们在尼尚塔石的房子参加除夕宴会。他将与活泼的堂姐妹和喧闹的堂兄弟们共度一个吵吵嚷嚷的欢乐夜晚，说不定最后还会去城里天晓得哪个声色场所玩。母亲欣慰地想像儿子的喜悦，由于她刚好是个裁缝，便为他准备了一个惊喜：当天晚上，她悄悄把亡夫的旧外套修改成儿子的尺寸。耶拉穿上外套，完美合身。（看见这个景象，母亲眼里泛出泪水：“你看起来就跟你父亲一模一样。”）听说有另一位记者同事——也就是这个故事的目击证人——也受邀参加宴会，快乐的母亲更放宽了心。当记者与耶拉一同步下木屋里阴冷的楼梯，走出泥泞的街道时，他才搞清楚，根本没有任何亲戚或别人邀请可怜的耶拉去参加任何除夕晚宴。不仅如此，耶拉当天还得去报社值班，因为他想多赚一些钱让母亲动手术，治疗她长年在烛光下缝衣服而逐渐失明的眼睛。

故事结束后是一段沉默，接着卡利普指出，其中有一些细节完全不符合耶拉的生平，然而他们并不听信他的解释。的确，他们有可能搞错了日期和亲戚的辈分，假使耶拉的父亲还在世，（你可以百分之百确定吗，先生?）他们或许会错把父亲说成祖父，或是误把姐姐当成姑姑，但这一点出入也没什么大不了。他们请卡利普在桌边坐下，拿支烟请他抽，问他一个问题但又不理会他的回答，（你刚刚说你们是什么亲戚关系?）接着，他们仿佛在一张想像的棋盘上面下棋一般，开始你来我往地从袋子里拿出一个个记忆片段。

耶拉对他的家族充满了感情，以至于就连在那段只准提及市政问题的报禁时代，他也依然可以挥笔成书，写出让读者和审查官都看不懂的文章，追溯他童年的记忆，以及记忆中那栋每一扇窗外都有一棵菩提树的豪宅。

不，不对，耶拉的处世技巧仅限于新闻领域。只要碰到他不得不参加的盛大场合，他一定会带朋友同去，以确保自己能够安全无虞地模仿朋友的动作和谈吐，效法他的服装打扮和餐桌礼仪。

才没这回事呢!耶拉是个雄心壮志的年轻人，专门负责妇女版的填字猜谜和读者咨询，连续三年间，他所执笔的专栏不仅成为国内阅读率最高的单元，甚至在整个巴尔干半岛和中东地区都深受欢迎。不只如此，当他出言诋毁左右派分子时，也丝毫不觉得良心不安。若不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亲戚朋友对这个不值得的家伙关爱有加，助他一臂之力，耶拉哪可能拥有今天的声势?

那么，拿西方文明的基石之一“生日派对”来说好了。我们有一位具前瞻性的政治家，很希望能够在我们的文化里建立起这项温情风俗，因此，当他为自己八岁的儿子举办一场善意的“生日派对”时，他不但邀请多位记者参加，也请了一位来自地中海东岸黎凡特的中年妇女弹奏钢琴，更准备了一个鲜奶油草莓蛋糕，上面插着八支蜡烛。结果，耶拉却在他的专栏里大肆嘲讽这场宴会，将它讲得极为可鄙不堪。他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如人们所推测的，是为了思想上、政治上甚至是艺术上的理由，而是因为他惊觉，自己一辈子从来不曾得到父爱，也从来不曾拥有过任何形式的关爱。

恰巧相反。为什么如今哪里都找不到他，为什么大家发现他给的不是错误的电话号码就是假的地址?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近亲和远亲们给予他太多的爱，使得他难以回报，因此从中衍生出一种奇异而复杂的仇恨——是的，甚至扩散到全人类。（卡利普只是不小心问到他可以去哪里找耶拉而已。）

噢，不是这样，他之所以藏到城市的偏僻角落，之所以躲着全人类，必然是基于别的因素：他终于明白，孤独的痼疾将永远缠着自己，打从出生以来，这股无法治愈的孤独感就如一圈不幸的光晕，笼罩在他周围。好像一个残废的人，终于向疾病投降，他也不得不放弃，退缩到某个远离尘嚣的房间里，遁入逃不了的凄苦孤寂的怀抱中。

卡利普提到有一个“欧洲来的”电视单位，他们正在寻找这个窝在远离尘嚣的房间里冬眠的耶拉。

“总而言之，”论战作家涅撒提打岔道，“耶拉就要开天窗了，他已经十天没有送来任何新的东西。每个人都清楚得很，他企图蒙混作存稿的文章，根本就是二十年前的旧玩意，只是重新打字让它们看起来像是新的。”

综艺版作家不同意。如卡利普所期待的，这些专栏文章甚至受到更大的欢迎，电话响个不停，耶拉收到的读者信件每天都超过二十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