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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离开之前的那个周末，霍华德把卡利带到了医院。他是一个巨汉，身高至少六英尺五英寸，体重至少二百八十磅，身体露出来的部分全是一块块紧绷的肌肉。卡利脑子有点儿笨，几乎不能连贯地说话，但像丛林野猫一样敏捷灵活。霍华德解释说，卡利本是负责公园场地维护的副工头，但七年前因为过失杀人而被开除。去年他又回来上班了，但只能干最低级、最艰苦的维护工作——清除树桩，拆掉老建筑，给大小道路铺沥青，清除积雪。卡利毫无怨言，而且已经过了假释期。

卡利的脑袋在颌颈连接处最宽，然后向上收窄，到头顶处最尖。他剪着平头，发茬儿极短极粗糙，仿佛理发师是个瞎了眼的虐待狂。

霍华德告诉卡利，一次千载难逢的工作机会出现了，但霍华德用的语言更简单。把卡利带到医院来是我的主意。

“她今后就是你的老板。”霍华德说指着病床上我的躯壳说，“你将为她服务，保护她，在必要的时候为她献出生命。”

卡利发出来一种如同猫在清嗓子的声音。“这老太婆还活着？”他说，“她看起来就像死了一样。”

然后我进入了他的意识。在那颗仿佛被挤扁了的小脑瓜里，只留存着原始的动机：饥饿、干渴、恐惧、骄傲、仇恨，以及取悦他人的愿望——这源自一种模模糊糊的希望得到归属感和被人关爱的欲望。我利用了这种欲望，将其放大增强。卡利在我的房间中连续待了十八个小时。当他离开房间去帮霍华德打包行李并做其他旅行准备时，原来的卡利只剩下高大的肉体、力量、灵敏，以及取悦我的欲望。

我从来都不知道卡利是他的姓还是名。

我年轻的时候，每次外出旅行都会犯一个毛病——我抵抗不住收集纪念品的诱惑。同威利和尼娜在维也纳的时候，我经常想立刻就去买纪念品，这也成了我的侣伴取笑我的原因。现在，我已经好多年没有旅行过，但我收集纪念品的毛病并没有完全消失。

3月16日晚上，我让霍华德和卡利开车去德国城。对我来说，那些街道如同隐约记得的梦中景物一般。尽管霍华德被调教过，但我相信如果不是卡利在他身边，他到了那个黑鬼聚集的地方一定会浑身发抖。

我知道我要什么。我只记得他的姓和别人对他的描述。霍华德接触的四个年轻人要么拒绝回答，要么就用五花八门的绰号加以回答。但问到第五个人的时候——一个大冷天里仍然穿着破烂运动衫的十岁孩子——他说：“我知道，伙计。你是说马文·盖尔吧。他刚从牢里放出来，伙计，因为发动骚乱什么的。你找马文干什么？”

霍华德和卡利并没有回答那个问题，反而从孩子口中套出了马文家的位置。马文·盖尔住在一座朽败的、石棉瓦屋顶的联排房屋的二楼，紧挨着两座高高的公寓楼。一个男孩打开了门，卡利和霍华德走进屋子，只见客厅里坐垫下陷的沙发上盖着一层粉红床单，一台古老的电视中一个绿皮肤的知识问答节目主使人正兴奋地讲个不停，灰泥已开始剥落的墙上贴着宗教宣传品和一张罗伯特·肯尼迪的照片。一个趴在沙发上的十几岁的女孩傻傻地看着两名来访者。

一个肥胖的黑人妇女从厨房中走出来，一边在花格子围裙上擦着手，一边问：“你们俩要干啥？”

“我们想找你的儿子谈谈，夫人。”霍华德说。

“谈什么？”女人质问道，“你们不是警察。马文什么也没干。你们走吧。”

“不是你想的那样，夫人。”霍华德谄媚地说，“我们只是想给马文提供一份工作。”

“工作？”女人难以置信地看着卡利，然后又看着霍华德，“什么工作？”

“没事的，妈妈。”马文·盖尔站在内走廊的门口，只穿着一条旧短裤和一件超大的T恤。他脸部松弛，眼神涣散，就像刚睡醒一样。

“马文，你用不着同这些人说话——”

“没事的，妈妈。”他盯着母亲，脸上死气沉沉。见母亲垂下头，他转头看着霍华德问，“你们找我干什么？”

“我们能到外面谈谈吗？”霍华德问。

马文耸耸肩，跟我们走出房间。外面黑黢黢的，寒风凛冽。在母亲的抗议下，马文关上了门。他抬头盯着卡利，然后走到霍华德面前。他的眼中闪烁着一丝兴奋的光芒，仿佛他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并且乐见其成。

“我们将给你一个新的人生。”霍华德小声说，“一个全新的人生……”

马文·盖尔刚想张口讲话，我就从十英里之外挤入了他的意识，这个黑人男孩的下颌张开，却没有说出一个字。严格地说，在我向格朗布索普告别前的最后几分钟，我曾操控过这个男孩，所以这次“进食”或许会容易那么一点点儿。不过这其实无关紧要。我患病之后，念控力已经大涨。透过霍华德·沃登的感官过滤，同时操控卡利、我的医生，以及不同地方的好几个被调教的傀儡，我的意志之钳依然如此有力，以至于那个黑人男孩倒吸了一口凉气，踉跄着后退了，面无表情地盯着我，等待我发出第一条命令。他的眼神不再像瘾君子那样颓废，而是像大脑严重受损的人一样，空洞地瞪视着虚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