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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盖尔的生活、思想、记忆和可怜的抱负永远消失了。这种彻底的调教，我从没有一举成功过。我几乎忘了我那具躺在医院病床上完全瘫痪的躯体。在休厄尔护士的按摩下，这躯体会不时地抽搐一下。

马文·盖尔——如今只是一副没有灵魂的皮囊——静静地在寒风和黑暗中等待着。

我最后通过卡利说话。我不需要直接向卡利下令，只需要让他去听霍华德的意识。“去穿好衣服。”他说，“把这个给你母亲。告诉她，这是预付的薪水。”卡利将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交给这个年轻的黑人。

马文返回房间，三分钟之后走了出来。他只穿着牛仔裤、毛衣、运动鞋和黑色皮夹克，没有携带任何行李。这正是我所期待的。我们可以在搬家之后为他准备几套服装。

在长大成人的这段时间里，我记得家中始终都有黑人奴仆。回到查尔斯顿之后恢复这一惯例也不是坏事。

我不能不带什么纪念品就离开费城。

三天之后，由若干辆卡车、两辆豪华轿车、一辆租来的厢式货车（里面装着我的床和医疗器械）组成的车队上路了。霍华德开着家里的沃尔沃先行出发——贾斯汀称它为“蓝色窝窝”——去为我回家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比如打开宅子的窗户透气。

我们在入夜之后很久才到。卡利把我抬上了楼。哈特曼医生和欧德史密斯护士举着静脉注射的输液瓶跟在一旁。

我的卧室亮着灯，被子掀开到合适的位置，床单干净而清爽。床、梳妆台、衣柜都是黑檀木做的，散发着擦亮剂的柠檬香味。我的梳子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梳妆台上。

我们都哭了。卡利温柔地、近乎虔诚地把我放在长长的床上，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矮棕榈叶和含羞草花的气味从窗户缝里飘进来。

医疗器械被搬上来安装好。闪着绿色荧光的示波器在我熟悉的卧室中显得格格不入。有那么一小会儿，所有人都在这个房间里——哈特曼医生和他的新婚妻子欧德史密斯护士给我做身体检查；霍华德和南希规规矩地站着，贾斯汀站在他们中间，仿佛在照全家福；年轻的护士休厄尔在窗边对我露出微笑；穿着白色勤杂工制服的卡利站在门边，看起来仍然十分高大；马文穿着燕尾服，打着白领结，擦洗干净的手上戴着白手套，他深黑的脸几乎融入了黑漆漆的走廊背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