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罪（第3/12页）

从他前后各卷日志中与罗马尼亚和罗马尼亚主义[8]之间保持的关系来看，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种深深的眷念，这个事实应该得到关注：他代表了一种典型个案，对于罗马尼亚文化生活甚至未来罗马尼亚的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他的一生中，也许尤其是在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伊利亚德不断地思考着他与那个虽已离开却从未忘怀的国家之间的关系。1984年10月10日，伊利亚德以难得的坦诚这样写道：“我经常想，如果不是因为那幸运的罪：我对艾奈斯库的崇拜以及因此带来的不幸后果（1935—1940），如果我作为一个教授和作家仍然留在祖国，我会受到怎样的折磨。”[9]几乎完全相同的想法不断出现在日志的最后部分：“如果没有那幸运的罪（成为艾奈斯库的追随者），我可能会留在祖国。我最好的结局可能是在监狱里死于肺结核。”[10]（1985年8月29日）伊利亚德作为一个伟大的宗教学者，很可能引用的是神学家奥古斯丁的话：哦，幸运的罪，你是我伟大的救世主。

如果我们认为伊利亚德对铁卫团的支持者——艾奈斯库的崇拜会成为战后共产党逮捕他的唯一理由，尽管这可以成为一个充分的理由，我们还是想得太天真了。如果需要一个借口（成千上万的人在没有借口的情况下被逮捕了），铁卫团上升时期关于伊利亚德的报道可以提供很多这样的借口，那时的左翼报纸把他叫作“法西斯分子”和“铁卫团卫士”。[11]其他很多严重的罪名也完全可以成立：他对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攻击、他和左翼报纸的争执、他对西班牙内战中“烈士”的无比崇拜（当然是那些为佛朗哥而战的人）。[12]他对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查的大加赞扬性质也非常严重，他把萨拉查看作独裁者安东内斯库的“榜样”[13]，伊利亚德于1942年写作并出版了关于萨拉查的书，当时他在里斯本的罗马尼亚公使馆工作——这个职位本身就足以成为一个罪名。如果共产党政权想要对他进行严厉的惩罚，他的档案会堆积成山。针对左翼报纸不断指责伊利亚德是法西斯主义，瑞克兹这样写道：“在某种意义上，虽然那些伊利亚德的批评者很不公平，他们比他自己更清楚地看到了他思想的方向。”[14]1940年包括艾内斯库在内的铁卫团运动领导人纷纷被逮捕，而伊利亚德逃过了这一劫，难以置信的是，同样的奇迹又在共产党政权那里发生了。

如果伊利亚德的身体能抵挡得住囚禁岁月的折磨，他会和另外一些与他思想接近的人们一样在60年代被释放。和他们一样，他可能会成为新政策的受益者，他可能会被允许发表某些新书旧作，他可能会得到某些只有“有用的”罗马尼亚知识分子才会得到的尊敬和“宽容”，他甚至可能会得到政府官员别有用心的“鼓励”，对于他们来说，过去政治敌人的思想为他们现行制度的存在提供了充分的理由。齐奥塞斯库政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对铁卫团运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们非常羡慕铁卫团曾经拥有的民心，并把铁卫团的口号当作自己的口号。强调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革命”取代了国际主义思想。极权主义的国家以领袖为中心，他们可耻地发动了反对民主、反对知识分子、反对批评的运动，他们压制自由[15]。对于齐奥塞斯库的法西斯主义—集权主义党派来说，他们的敌人是民主，而不是右翼极端分子。罗马尼亚思想中的民主和理性潮流（如1848年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则、罗马尼亚伟大作家卡拉迦列的讽刺幽默、文学评论家和社会思想家拉文内斯库留下的精神遗产等）[16]开始成为政治迫害的主要目标，当然在这些目标里还包括西方“颓废的影响”，万能的安全局千方百计在它的周围设好防线。康斯坦丁·诺怡卡——一个杰出的哲学家和学者，他曾经沦为共产党的阶下囚，早年和右翼组织关系密切，但这些都没有让他摒弃齐奥塞斯库政权。伊利亚德是否会做出与他同样的反应，我们不得而知。诺怡卡怀疑民主，痴迷于“罗马尼亚的灵魂”和“纯粹的”理智，他对西方“颓废”的批评比对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的批评要频繁严厉得多（毕竟这样做更加痛快）。伊利亚德去世后不久，诺怡卡也相继去世，这不仅让他的狂热崇拜者们为之扼腕（有趣的是，这里面有那些反对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的正直人士，也有许多支持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的卑鄙小人），整个罗马尼亚知识界都视之为无法弥补的损失。

伊利亚德再也没有回过罗马尼亚，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去考察他的命运。在西方，他反共的立场也许能够使他避免回答那些令人不快的有关他与法西斯之间关系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终于还是来了。只是，提出这些问题的不是共产党，而是他一直深深怀疑的民主社会。无论如何，他们都要求一个答案。由于他的回答含糊暧昧无法满足要求，问题不断地被提出。虽然在极权统治下情况可能会更严重，但这样的穷追不舍实在令人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