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罪（第4/12页）

伊利亚德最后一卷《日志》萦绕着愤怒的反抗声：“我得知，泽西在他新出版的《右派的文化》里用了整整一章来诽谤侮辱我。很久以前我就知道，泽西认为我是一个反犹太分子、法西斯分子以及铁卫团成员等等。也许他还指责我参与布痕瓦尔德的大屠杀……对于我来说，他是否在他的书里辱骂我并不重要（我不会去读这本书，所以我也不会做出回应）。”[17]（1979年6月6日）他的愤怒显而易见，因为他一反冷静的学者口气来反驳一本他未曾读过而且不想去读的书，他还用非常不合适的挖苦口气提到布痕瓦尔德。即使在他重新戴上老于世故的面具之后，我们还是只能找到一个圆滑的回答：“巴巴尼格拉告诉我，让-赛尔维埃最近跟他说：他们从以色列得到明确指令，让他们批评攻击我是法西斯分子。巴巴尼格拉说让-赛尔维埃对此感到非常愤怒……我相信这是真的，但我无能为力。”[18]（1979年7月4日）

这样的恼怒——表现为讽刺或转变成一种令人厌烦的自怜——是否因为他的脆弱、负罪感或是出于远离烦琐问题的愿望？

对于那些在伊利亚德流亡期间认识他的人来说，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移居者，有着细致的感悟力和程式化的礼貌（一个朋友说他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有着极权思想的人”），那些加在伊利亚德身上的罪名在他们看来简直不可想象。如果不能证明这些罪名是错误的，那么也很难找到什么办法可以摆脱这些罪名。在人类愤怒的记忆里，纳粹代表的不仅仅是它的种族思想或好战性，人们记住的是希特勒疯狂宣传带来的灾难性结果——自大的残暴、毁灭性的战争和灭绝营。但是我们应该在一定历史背景下看待这场人类的悲剧。在一个经济、政治、道德和知识各方面都发生严重危机的时期，纳粹主义提供了一种简单化的、暴力的、“极端的”解决措施。纳粹主义虽然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非常邪恶的意识形态，但并不是一开始就意味着焚化炉，它是慢慢地、偷偷地、残酷地演变到了罪恶的顶峰。从表面上来看，在它的另一端是共产主义，它来源于提倡平等和理性的乌托邦式人道主义——这一点区别不应该被忽视，即使是在苏联的劳改系统也不例外。

在我们努力理解那种由于支持纳粹主义而产生的集体罪恶感或个人罪恶感的时候，我们应该关注那些从一开始就了解纳粹主义恐怖性质的人。他们在极权统治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之前就深知其残暴的性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引用一段在纳粹屠杀犹太人之前某个人讲的话，她不是哲学家，也不是作家，她是一名记者，她清楚地看到了纳粹主义意识形态和希特勒德国日常现实之间的关系。她的名字叫多萝西·汤普森，是一名美国记者，因为写了反纳粹的文章被逐出德国，她认为纳粹主义“抛弃了西方文明的整个历史……它毁灭了所有原来的标准，狂热地推崇‘意志的力量’，它认同东方那种把死亡当作生命的再生、把死亡的意愿看作是英雄主义的思想，它完全是虚无主义的。纳粹主义认为意志高于理性，思想高于现实，执拗地求助于图腾和禁忌，提倡种族崇拜。它压制并且破坏源于人类经验的常识，它与天底下一切光明的、理性的、实际的、合乎常理的、热爱自由和生命的、符合常规和传统的东西为敌。”

如果伊利亚德能够对多萝西·汤普森关于法西斯哲学和制度的理解做出评价，对我们无疑会有重大的启发意义，尤其是因为罗马尼亚的法西斯主义是一场基督教正统派的运动，和基督教的伦理、“东方式”英雄主义色彩的死亡、“意志的力量”以及对首领盲目服从的种族习俗有着特殊的关系。谁能比伊利亚德更有资格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与他同时代的杰出知识分子会卷入这场罪恶的运动，一个保守的知识分子怎么会变成一个极端主义的思想家？他的评论将有助于人们理解为什么一个人道主义的、“进步的”知识分子会演变成一个褊狭好战的共产主义者。难道这仅仅是因为在危机时期一个尚无坚固民主基础的社会表现出来的混乱状况吗？

伊利亚德总是回避他那段好战的时期，对于这个不愉快的话题，他宁愿选择闪烁其词。（即使是在并无多少争议的领域，如一些有关宗教历史的学术问题，他也是回避直接冲突和公开辩论。）当被指责为“纳粹”或“反犹太分子”时，他对这种把他的一生无情地简单化的致命攻击置之不理。在他的沉默里，我们可以感觉到雄辩和尊严，他的逃避并不仅仅是狡猾，而是一种矜持。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在他的沉默和逃避中，也有很多应该受到指责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公开抛弃自己过去的信仰，揭发恶行，揭露神秘的制度，并且承担罪责？也许很少有人能够有这样的理智和勇气，这些极少数的人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有良知的人。要想远离过去的错误，首先要敢于承认错误。归根结底，极权主义最致命的敌人不就是诚实吗？只有良知（能够在令人难堪的问题面前进行自我批评和检查）才能让一个人远离腐败的势力、远离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这些势力既不简单也不直接，它们经常利用人类的脆弱通过复杂曲折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苏联著名核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最近出版的自传中，他坦白地承认，青年时代的他曾经崇拜过斯大林。他能这样承认，是因为他本质上的诚实，正是这种诚实使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和人道主义者深刻地了解了制度的性质并对它进行不懈的批评，尽管他为此受尽了折磨。他是我们光辉的榜样，鼓舞着我们这个痛苦年代里的所有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