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罪（第5/12页）

如果一个人不能扪心自问，别人就会向他提出问题。如果向伊利亚德发问的只是他的“敌人”，我们是否会感到意外？难道他的崇拜者们不更有资格成为他最严厉的判官吗？在1979年7月23日的日志里，伊利亚德再一次提到了泽西：“珀格赫克来看我……他也谈到了意大利针对我的运动，是由泽西发起的。他们的目的：把我从有望获得诺贝尔奖的名单中清除出去。”[19]

那些敢于诚实面对极权主义悲剧的人大多都是受害者，只有少数人是那些曾经犯下罪行的人。如果这些“有罪的”见证人能够揭露暴行，我们也许不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过去，同时也能更好地展望未来。但是人们总是喜欢谈论他们无辜的痛苦，却不敢直面自己对这些苦难应该承担的责任。

菲利普·拉库-拉巴特、让-吕克·南希在他们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纳粹的迷宫》中这样写道：“在思想传统和滥用这些思想传统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一个深渊。”[20]我们也许有理由质疑这个过于绝对的论断，尤其是要怀疑“深渊”这个词的合理性，但是下面这段发人深思的话却应该得到我们密切的关注。

纳粹主义的产生不是因为康德、费希特、荷尔德林，也不是因为尼采（他们都是被纳粹主义利用的思想家），甚至不是因为音乐家瓦格纳，这就像苏联的劳改系统并不是源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一样。我们也不能把恐怖主义简单化地归因于卢梭。同样，不论贝当主义多么平庸（臭名远扬确实是事实），我们不能以此为理由否定莫里斯·巴莱斯和保尔·克洛岱尔。唯一应该谴责的是那种有意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的思想，这些人躲藏在意识形态的背后并且从中获利：如纳粹主义登台后前十个月的海德格尔、德军占领期间的法国小说家塞利纳，还有很多别的人，那个时期的，或者是之后的（还有别处的）。[21]

“还有很多别的人……还有别处的。”确实，罗马尼亚的纳粹，虽然可能和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纳粹不同，但它们的根本特征还是相同的，正如威廉·赖希所说的，是“叛逆情绪和反动社会思想的混合物”[22]。

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好战思潮导致了铁卫团的产生（以及前后各种不同的变体），这些思想早在一战结束签订《凡尔赛条约》后出现的混乱状况中初见端倪了（那时人们还是满心欣喜）。那时，大罗马尼亚建立，把特兰西瓦尼亚、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等新省份添加进来，这不仅带来了大批占这些省份主要人口的罗马尼亚人，也带来了可观的少数民族人口（匈牙利人、犹太人、德国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口）。所以，是胜利把古老的罗马尼亚民族主义变成了充满暴力、狂热而且不幸一度非常成功的极端主义，而不是德国那种失败后的挫折感，也不是意大利那种灰心丧气的惰性。疯狂反对犹太人的罗马尼亚纳粹以“基督教”和“道德”的名义，利用脆弱的、具有煽动性的议会民主，希望从农民们那里获得选举的支持。这些农民们在罗马尼亚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完全被忽视，尝尽了失败的滋味。这场运动与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完全吻合：寻找身份（在那个混乱的时期，这对于罗马尼亚人来说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和制造神话（在罗马尼亚，指的就是把纯粹的理想、乌托邦式的同志关系等作为基督教的正统思想）。这些口号也为罗马尼亚人提供了寻找身份的机制。[23]今天我们把这些称为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基督教正统派的原教旨主义，因为它崇尚死亡和基督教的牺牲，疯狂排斥一切“外国人”，美化田园生活，拒绝民主、个性和现代的西方文明。

上述的这些思想在保守的罗马尼亚思想中已经可以找到。一些重要的罗马尼亚作家在他们的新闻报道和哲学著作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罗马尼亚文化的一些领军人物，如民族诗人米哈伊·艾米内斯库、哈什迭乌、尼库莱·约尔加、奥克塔维恩·高加以及最近的伊利亚德和诺怡卡，都被称为右翼极端主义运动的旗手。他们的政治性文字没有直接引导他们的读者进行种族屠杀，但他们某些文章中充满仇恨的语言已经表现出了令人难以容忍的暴力程度。

伊利亚德在1984年3月5—8日的日志中提到，“麦克·瑞克兹来了三天了……有两个晚上我们一起用餐，他一直问我问题。他对某些阶段还不完全了解：例如，关于我在1938年至1939年期间的‘纳粹罪名’（反犹太主义）。我努力向他解释那些年间的某些文章、对话和事件。”[24]瑞克兹是伊利亚德在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他用厚厚的两大本书深入地记载了导师的生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