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罪（第7/12页）

但这些并不能帮助他摆脱与法西斯主义的干系，反而使问题更加严重。文学必须首先达到一定审美标准，就像学术作品要达到学术标准一样。在最近一篇关于保罗·德·曼的文章里，丹尼斯·唐纳休这样写道：“如果因为德·曼战争期间的那些日志而连累了解构主义，那就太不公平了。”但话要说回来，日记、回忆录和自传不应该一直逃避良心的拷问，它们要经得起道德的检验，模棱两可的话语和狭隘的、传统的日常记录都会削弱这类文字的力量。罗马尼亚文学评论家鲁西安·瑞库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如果一本日志“出于过分的个人尊严或谦虚，或是作者试图在道义上使自己合法化，或为了其他任何非常可以理解的原因，隐藏了太多东西，那么它自然就失去了价值”。

伊利亚德的小说和他的报刊文章风格截然相反，这就像作为法西斯主义支持者的伊利亚德和晚年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伊利亚德之间截然不同一样。朋友们都记得，在他美国那个温馨的家里，伊利亚德对任何种族任何信仰的同事和熟人都表现出一视同仁的热情和友善。他对东方精神价值的忠诚以及他对西方越来越深刻的怀疑，似乎并没有妨碍他进行坦诚的对话或影响他营造一种和谐的学术氛围。没有人能感觉到，也许伊利亚德本人也在努力忘却另一个时代、另一个萦绕在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那是他生命中的耻辱。他日志里始终回避的那些问题也因此一直困扰着他的读者。

和他的那些伟大的前辈们相比，如艾米内斯库、哈什迭乌和约尔加，伊利亚德“得天独厚地”见证了二战期间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恐怖的右翼和左翼独裁统治的危险行径。伊利亚德的大半生都是在西方度过的，他知道，尽管民主制度存在很多缺点，但它绝对是唯一允许右派和左派进行对话的制度，甚至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

我们常常会充满同情地看待某个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矛盾，我们也希望在他的日记里找到这种矛盾，但不幸的是，我们找到的是令人吃惊的始终如一。他的“幸运的罪”不仅仅是他对艾奈斯库的崇拜。

我们很难理解伊利亚德的“幸运的罪”，更难理解的是他自传里的这段话：“我不知道历史将如何评判科德雷亚努。我只知道，在铁卫团运动令人瞩目的选举成功四个月后，它的首领被判十年苦役，五个月后他被处决——这些事情都使我更加相信，我们这一代没有政治前途。”[38]科德雷亚努是罗马尼亚法西斯运动中一个极富魅力的领袖，他强烈地反对犹太人和民主，他被控犯下了谋杀罪及推行政治恐怖主义。然而，二战爆发四十年之后，伊利亚德似乎还不知晓历史对科德雷亚努的审判，仍然沉迷于科德雷亚努的选举“成功”。伊利亚德没有提到这个“烈士”犯下的谋杀罪，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归于“那一代”，把自己的命运和“那一代”的政治命运密切相连。他对科德雷亚努的部下也是同样的态度，例如像伊翁·莫塔和瓦西里·马林这样在1937年1月和佛朗哥的部队作战时死去的“烈士”。当时伊利亚德对他们的死大书特书，并把他们作为自我牺牲的“典范”。[39]

随着年事渐高，伊利亚德慢慢适应了新的学术和政治环境，虽然我们很难说他从本质上改变了社会立场，但也许他不再激进地反对民主。西摩·凯恩在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在伊利亚德的自传里，他从未摒弃过铁卫团运动的意识形态，他不把铁卫团的衰落和失败看作一件好事，反而视之为罗马尼亚的悲剧，是政治幼稚导致的必然结果。他更像那些苏联共产党的同情者，虽然在形式上划清了界限，但内心却从未否定过他们曾经倾注了整个青春热情的思想。[40]

伊利亚德可能就是属于这样的情况，他心目中解决罗马尼亚（也许不仅仅是那个地理情况和政治情况都非常复杂的地区）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措施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视角是传统的、保守的，和罗马尼亚的民族和文化价值紧密相连，他对民主和现代性充满了怀疑。

支持国家独立的“独立主义分子”和支持“欧洲经济共同体第一主义”的“联合派”之间的旧冲突最近再度萌芽，在这种情况下，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呼吁建立一个斯拉夫的俄罗斯国家。可悲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里，这样的争论在罗马尼亚是完全被操纵的。现在，在新的形势下，那些希望加入欧洲共同体的人和那些希望加强本民族特征的人之间重新展开了争论。

右派并不比左派聪明，他们既没有从自己的灾难中吸取教训，也没有吸取敌人的教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凯瑟琳·维达里曾提及，据康斯坦丁·诺怡卡[41]透露，远在美国的伊利亚德曾鼓励爱德加·帕普在罗马尼亚开展关于“罗马尼亚文化中心”的辩论。[42]帕普教授是另一个杰出罗马尼亚人的悲剧，他学养深厚，但不幸地和一个臭名昭著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组织搅和在一起。这场辩论的初衷是要强调罗马尼亚对世界文化所做的贡献，但却逐渐演变成一场丑陋的思想讨伐（我曾经在当时发表在罗马尼亚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过这一点[43]），这和斯大林时期要求苏联媒体不断发掘苏联文化超越西方文化的新证据非常接近。这场扭曲了罗马尼亚文化界的运动持续了十五年，最终导致了齐奥塞斯库政权对知识分子最险恶的操纵和恐吓。政治阴谋家们很快在伊利亚德的思想和他们的眼前利益之间架起了桥梁，考虑到伊利亚德过去的类似经历，他的这次似乎并不经意的举动也难逃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