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罪（第9/12页）

伊利亚德的政治背景在罗马尼亚是个禁区，但他的作品却受到广泛尊重，他独特的性格使他的名字逐渐出现在许多出版物上，并成为很多知识分子关注的对象。他的名字也被一些新民族主义者用在一些受到政府保护和鼓励的杂志上。

1982年，这是齐奥塞斯库左翼—右翼独裁统治最黑暗的一年，我在布加勒斯特的国家剧院观看了《依菲琴尼亚》。伊利亚德的这出戏于1941年（另一个法西斯猖獗的黑暗之年）首次上演，1951年再次由一个移居阿根廷的右翼罗马尼亚人用罗马尼亚语上演。[46]毫无疑问，就像1941年一样，剧场外的紧张局势和观众的情绪——恐惧、厌恶、疲倦和绝望，不幸地和剧情交织在一起，演出变成了一首歌颂为光辉“事业”而死的赞歌，一种快乐的、超越一切的牺牲。我想起了塞巴斯蒂安日志里有关1941年这场演出的一句话：“喊叫着的声音，情绪激昂的手势……”[47]

在罗马尼亚，经过了五十年左派和右派的独裁统治，有关伊利亚德的真实情况知之甚少。在齐奥塞斯库倒台前的最后几年里，在一篇流传到西方的文章里，罗马尼亚的持不同政见者丹·佩特里斯库写道：“西方开始了揭开默塞·伊利亚德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间与极端右翼关系之谜的运动。这至少会提高其书的畅销度，就像海德格尔的遭遇一样。”[48]

我们需要讨论的不是伊利亚德的作品是否畅销，也不是他在西方是否知名，他那长长的作品清单已经回答了这些问题。关于他生平中的一些问题早就该在罗马尼亚进行讨论了，这对于罗马尼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即使是在后齐奥塞斯库时代，我们还是很难说是否存在一种足够客观的氛围让这样的讨论得以展开。

佩特里斯库接着写道：“如果某一天，人们开始讨论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和当今绝对算不上左倾的政权之间进行勾结的事实，我们就有希望了！”他说得没错，不仅齐奥塞斯库政权不是左倾的，那四百万根本不能被称为共产党员的共产党员也不是左倾的，在罗马尼亚，政治的风向标仍然向右倾斜。佩特里斯库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的最后时刻写下了上面这些话。

现在这出戏上演了，而且更加光怪陆离。每个人都在叫喊着自己的清白、自己的痛苦。最响的声音来自那些过去为独裁统治效力的“知识分子”……民主进程中的问题让我们想到了这个国家复杂的历史，身份危机和对某种思想的轻易认同再一次共同延续了后极权统治的僵局。

多么糟糕的一出戏！在新机会主义的潮流里，揭露真相的运动带上了强烈的反共色彩。可笑的是，虽然有那么多的人曾经满腔热情地在其中扮演了角色并且从中获得了利益，现在却似乎没有一个人承认和那场悲剧有任何干系。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向民主过渡的过程中确实也出现了一些鼓舞人心的现象。齐奥塞斯库倒台不到两个月，年轻勇敢的评论家丹·米哈伊列斯库在文学评论杂志《罗马尼亚文学》里发表了以下这段话：

几十年以来，人们总是带着各种偏见的眼光看待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间的罗马尼亚知识分子。我们应该坚决而谨慎地抛开这些偏见。在伊利亚德头上、在1927年的那整整一代人头上，笼罩着右翼铁卫团的乌云。现在是我们奋力和这些乌云斗争的时候了，我们不是要消灭这些乌云（从逻辑和实践上来说，这都是不可能的），而是要暂时把它拨开，这样我们就可以重见光明了。对于30年代，不论是对左派还是右派，我们都缺乏正确而全面的了解……

他建议人们对伊利亚德的作品和人品进行客观的研究，“不要受到任何偏见的影响”。他非常公正而清醒地补充说，“和他那一代的所有人一样，伊利亚德只能属于他那个时代。”[49]

也许我们现在可以冷静地分析铁卫团时期和共产党时期了。如果今天的罗马尼亚可以公开地谈论米哈伊尔·索陀威奴、乔治·卡林内斯库、帝舵·阿吉兹和卡米尔·彼特雷斯库这些伟大的作家以及他们对共产党政权所做的妥协（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不容反对的独裁政权），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分析一下伊利亚德和其他作家、知识分子心甘情愿参加右翼运动（“幸运的罪”）产生的后果呢？这对于一个共产党已经不再形成威胁的罗马尼亚来说尤其重要，在某种意义上，共产党从来就不是罗马尼亚真正的威胁。齐奥塞斯库的斯大林主义渐渐演变成了伪装的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的力量仍然非常强大，根本不可能妥协，他们真正的动机不是思想上的，而是行动上的。

后极权主义时代出现的另一篇重要文章是在华盛顿特区天主教大学执教的罗马尼亚文学评论家维吉尔·内莫阿努写的《远离艾米内斯库主义》。[50]他精当地分析了米哈伊·艾米内斯库思想在上个世纪对罗马尼亚思想和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他提出应该冷静、批判地看待“历史的破坏”、对西方民主和现代性的排斥以及体现在帕尔旺、高加、哈什迭乌、约尔加、瓦尔卡内斯库、伊利亚德和诺怡卡等人哲学中的民族主义的种族隔离思想。内莫阿努特别指出，在罗马尼亚，“哲学讨论会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这种极端化非常可怕，有时会成为民族主义的右派，有时会成为极权主义的左派，或者甚至成为轻浮贪婪的中间派。”内莫阿努接着写道，“罗马尼亚文化中的拜占庭和新柏拉图主义思想（它们都强调理想和行动之间的分离）”只能导致停滞不前，所以他呼吁“告别艾米内斯库”，“告别后艾米内斯库主义”，对于社会变革要采取一种现实的、客观的、理性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