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罪（第11/12页）

[9]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104页。

[10]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104页。

[11]“已故的著名共产主义诗人M.R.帕拉奇维斯库（1911—1971）认为《恶棍》（伊利亚德的小说——注）是在‘希特勒主义的官方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影响下写成的。他发现小说弥漫着一种死亡的气息，这明显是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影响。”（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1033页）瑞克兹还引用了康斯坦丁诺维奇（第1034页）、安德列·塞布莱斯库（第694、894页）、帕拉奇维斯库（第895—897页）和亚历山大·萨黑（第694、1334页）。读者也应该记住帕特拉斯卡努在《三种独裁统治之下》中的观点（布加勒斯特，1970，第54页）。1971年，另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康斯坦丁内斯库称伊利亚德为铁卫团的“意识形态旗手”（《历史杂志》，布加勒斯特，1971年1月，第75页）。

[12]默塞·伊利亚德，《伊翁·莫塔和瓦西尔·马林》，布加勒斯特，1937年1月24日；默塞·伊利亚德，《关于一个誓言的评论》，布加勒斯特，1937年2月21日。

[13]默塞·伊利亚德，《萨拉查和葡萄牙革命》（布加勒斯特：1942年）。

[14]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897页。

[15]“铁卫团的试验和推广已经成为一个研究对象，并最终成为共产党获得灵感的合法源泉。铁卫团在30年代广泛使用的传统民族主义套语重返舞台……铁卫团的基本原则和共产党的基本原则完全相同：颂扬民族革命和极权国家、盲目服从最亲爱的“领袖”、诅咒民主制度、反对批评和自由的言论、镇压知识界的自由思想”（伊丽娜·乌兰塞，《陷阱》，联邦德国，戴尔特曾巴奇，1989年9月，第19页）。

[16]“两次战争间歇的那些年里，罗马尼亚的知识分子提倡思想自由，反对阴谋破坏，他们那种激进的反极权主义思想过去是、今天仍然是独裁统治的真正敌人和主要威胁，而极端右翼提倡阴谋破坏和盲目的集体服从，他们反对民主、反对个人，他们才是独裁统治最大的同盟。”（乌兰塞，《陷阱》，第23页）。

[17]默塞·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第17页。

[18]默塞·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第20页。

[19]默塞·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第22页。

[20]菲利普·拉库-拉巴特、让-吕克·南希，《纳粹的迷宫》，收于《批评调查》（1990年冬），第293页。

[21]菲利普·拉库-拉巴尔特、让-吕克·南希，《纳粹的迷宫》，收于《批评调查》（1990年冬），第295页。

[22]威廉·赖希，《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纽约：法拉，施特劳斯和吉鲁克斯，1970），第14页。

[23]菲利普·拉库-拉巴特、让-吕克·南希，《纳粹的迷宫》，第296页。

[24]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第79页。

[25]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920页。

[26]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924页。

[27]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925页。

[28]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926页。

[29]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929页。

[30]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900页。

[31]伊利亚德，《民主和罗马尼亚的问题》，布加勒斯特，1936年12月18日。

[32]伊利亚德，《民主和罗马尼亚的问题》，布加勒斯特，1936年12月18日。

[33]伊利亚德，《新铁卫团贵族》，布加勒斯特，1938年1月23日。

[34]伊利亚德，《几句大话》，布加勒斯特，1934年6月10日。

[35]伊利亚德，《民主和罗马尼亚的问题》。

[36]伊利亚德，《唱给特兰西瓦尼亚的赞歌》，1936年11月29日。

[37]伊利亚德，《盲目的舵手》，布加勒斯特，1937年9月19日。

[38]伊利亚德，《自传》，第二卷（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65页。

[39]伊利亚德，《自传》，第65页。瑞克兹告诉我们，在西班牙的马哈达恩达，人们每年都在这两个铁卫团典范人物的忌日举行纪念活动。1985年，在他们去世48年的忌日里，来自世界各地的50多个铁卫团成员和其他130人参加了纪念活动。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1399页。

[40]西摩·凯恩，《默塞·伊利亚德、铁卫团和罗马尼亚的反犹太主义》，《中流》，1989年11月。

[41]“《晨星》的评论家亚瑟·席维斯崔……成为一个狂热的罗马尼亚文化主义论者，用他的笔声讨那些移居巴黎和慕尼黑的‘叛徒’，对这些‘伪文化’的宣传者所代表的文化深表怀疑，从而使他们丧失了文化权威性，把他们作为‘文化恐怖主义者’和叛徒划为异类……但对另外某些移居国外的作家，他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认为他们的作品充满了罗马尼亚民族特征，‘任何人都会认为这是产生于我们当中的作品……’这些被刮目相看的作家中最瞩目的是世界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的默塞·伊利亚德，他不仅以他的聪明才智著称，而且也因为他与前共产党时期右翼组织的密切关系而广为人知，据伊利亚德的好朋友哲学家康斯坦丁·诺怡卡告诉我，他还鼓励帕普大胆推行罗马尼亚文化中心主义。反罗马尼亚文化中心主义者往往把席维斯崔当作罗马尼亚国家安全局的直接代言人，因为他的文章里透露了只有情报机构才可能接触的信息（自由欧洲电台广播塔的确切位置等），并且经常提到出版物中通常不会出现的移居海外的作家名字。”［黑体字用于强调——作者注。］（凯瑟琳·维达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族思想：齐奥塞斯库统治时期罗马尼亚的身份和文化政治》［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1991，第5章，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