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才子他乡老说韦端己（第2/6页）

清人赵翼诗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晚清诗人文廷式也说“ 生人之祸患，实文章之幸福”。人生遭遇的不幸，会增加诗料，但不会让本不具有诗人天性的人成为诗人，端己天生情感敏锐，中年以后，又饱经忧患，他的人生阅历，都成了他诗词的素材，但仍须经他性情的酝酿，方得成为文学。这就正像蜜蜂酿蜜，最关键的不是花粉，而是把花粉变成蜜的转化酶。

端己是在唐昭宗乾宁元年登进士第，直做到左补阙的官职。当时有个军阀王建，因镇压黄巢有功，任西川节度副使，唐昭宗派端己、李洵到蜀地宣谕旨意，王建看中了端己的才华，把他留了下来，除为掌书记，不久升任起居舍人。王建自立蜀国（史称前蜀） 后，端己官至门下侍郎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已是宰相之职。前蜀的宪章礼号令，刑政礼乐，均是端己手订，不过到武成（王建称帝年号） 三年，端己就逝世了，谥号文靖。

端己是通经致用的儒家典范。他才干过人，在给王建做掌书记时，史载他“ 文不加点，而语多称情”。原来，唐五代时，写公文一定要写骈体文，既要有骈体文对仗工丽、辞藻富赡的文体特点，又要晓畅明白，打动人心，殊为不易。端己写骈体的公文，属稿已成，不加点窜（修改），每句话却明白晓畅，直入人心。当时西蜀有一县令，经常扰民，王建令端己作文宣谕，用作警告，端己写的不是死板的官样文章，而是以情理动之。文中有这样两句：“ 正当凋瘵之秋，好安凋瘵；勿使疮痍之后，复作疮痍。”意思是正当年成不好的时候，你就要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不要让战乱之后的老百姓再受一层盘剥。这两句话说得入情入理，对仗又精切，所以流行一时，蜀地民众也多借这两句话，抵住了官吏的盘剥。

唐代末年，内则有宦官专政之祸，外则有藩镇不臣之忧。唐昭宗一生被人胁迫，做着傀儡皇帝，先是受制于宦官，后来则受制于大军阀朱温。朱温出身本来就非常坏，他本是黄巢部下，后来反戈一击，投靠朝廷，改名为朱全忠。昭宗有一段时期被宦官囚禁，朱全忠把那些擅政的宦官杀掉，自己胁迫昭宗，得掌实权。这时候朱全忠就让昭宗改了一个年号，叫作天复，以示朝廷的恶势力已清。在天复年间，王建作为地方割据政权的首领，很担心自己的地位不稳固，所以就派端己到朝廷去入贡，真实的用意是跟当时权倾朝野、实际的国家掌舵人朱全忠修好，大意略谓：你放心，我一定是你地方上坚强的后盾，你永远是大哥，我永远是小弟。端己有着非常好的外交才干，他不轻易说话，但只要一出声，就一定是切实可行的方案，所以朱全忠也对他十分欣赏。

王国维曾说，有主观之诗人，有客观之诗人，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客观之诗人必多阅世。端己的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历史上很多的诗人，政治上、生活上幼稚得一塌糊涂，端己从宦后，却一直大得器重，他的政治嗅觉非常灵敏，判断力不是一般的好。天复四年（904），朱全忠终于等不及了，派手下把唐昭宗以及昭宗后妃等一千多人全部杀害，立昭宗子李柷 为皇帝，即后来的唐哀宗。三年以后，又废哀宗自立为帝，同时改国号为大梁，并且还把自己的名字改作朱晃。这时候他就派了使者司马卿到西川去，宣读“圣旨”。先至兴元，兴元节度使王宗绾把这份“ 圣旨” 又派使者用驿马传给王建。王建很想恢复大唐，端己却看出大唐气数已尽，只劝王建说兵者为大事，不可仓促而行，于是代王建起草复信，峻责王宗绾不能为大唐守节。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吾家受主上恩有年矣，衣衿之上，宸翰如新；墨诏之中，泪痕犹在。犬马犹能报主，而况人之臣子乎？自去年二月，车驾东还，连贡二十表，而绝无一使之报，天地阻隔，叫呼何及！闻上至谷水，臣僚及宫妃千余人皆为汴州所害，及至洛，果遭弑逆。自闻此诏，五内糜溃，今两川锐旅，誓雪国耻，不知来使何以宣谕示此告？（见《 蜀梼杌》 ）

责以大义，封住王宗绾之口，又勒令王宗绾自决进退，司马卿一看此情形，只得悻悻然向朱全忠返报。

梁篡唐后，端己与诸将佐劝王建自立为帝，端己也因此成为前蜀的开国宰相。朱全忠自知无法统一全国，又派使者跟王建通好，信中卑辞自抑，尊称王建为兄，端己一看书信，就明白了朱全忠的用心，笑谓左右，说这是“神尧骄李密之意”。神尧，指的是唐高祖李渊。隋末之时，天下反隋者众，李渊势力渐大，但仍不及瓦岗寨的首领李密，所以李渊给李密写信，把李密捧得很高，让李密自骄自大，出兵抵挡东都强敌，李家却专心一意扫平关中，据有关河之险，休养生息，直待其他反王鹬蚌相争，而坐收渔人之利。端己政治上的成熟老练，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