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是波斯有逸民说李德润(第2/5页)

王衍还有一个爱好是微服出游。当时蜀人性好新奇,流行一种特别小的帽子,只能盖住头顶,一低头帽子就掉下来,号称“ 危脑帽”,王衍认为危字不祥,于是颁令禁戴。他别出心裁,喜欢戴大帽,后来人们只要一见戴大帽的就知道是他,他又令都城中人必须都戴大帽。王衍还发明了一种新式玩意儿,就是把头巾裹在头上,裹得尖尖的像个锥子,这或许就是土改、“ 文革” 时给“ 土豪劣绅” “ 地富反坏右”戴的高帽子的滥觞。后宫的女子,也都戴上金莲花冠,就是用金箔折成莲花状的帽子,再穿上道士服,把脸颊涂红,号曰“醉妆”。太后太妃游青城山,随行宫娥衣服上都画着云霞,飘然若仙。其好逸荒政,往往若是。

王衍要是生活在现代社会,可以做一名优秀的时装设计师,或是会所设计师,命运却使他做了一名帝王。这是老百姓的大不幸,然而他自己又何尝幸运?其下场很是悲惨,国家亡给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全家上下也均被杀害。庄宗本来应承,只要王衍归降,不失封侯之位,但因伶人进谗,庄宗还是背信弃义,杀了王衍一家。杀到徐太妃时,徐太妃说:我儿子带同一国诚心归降,你却如此无信,将来必遭报应。后庄宗果为伶人所弑。

王衍有一首《醉妆词》流行于世:

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

词中的“ 者”,今天写作“ 这”。这首词篇制十分短小,却有一种豪宕不羁之气。我在北大读书时的老师张鸣先生,非常不喜欢这首词,但是我的至友陆杰,却觉得此词非常有帝王气象。陆杰可以找到他的知音,那就是古龙先生。古龙先生在《大旗英雄传》第二十一章《武道禅踪》里边,写到夜帝之子朱藻出场时,便是以手拍腿,高歌此词。古龙评价说:“这阙《醉妆词》,乃是五代残唐蜀主王衍所写,此刻在他口中歌来,果然有一种帝王之豪气。”

我也觉得这是一首好词,它展示的是抛开世间俗务,追求纯粹的快乐的生命精神。其实,如果一名帝王只是耽酒好色,并不是多坏的事情,最坏的是喜欢折腾,折腾老百姓,今天一个想法,明天一个主义,老百姓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孔子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统治老百姓其实很简单,就是像北斗星一样端居天中,清静无为,不去多打扰老百姓的正常生活,与民休息,自然天下大治。这是题外话,表过不谈。

总结一下,前蜀是一个人情浇薄、习于奢侈的国度,它的君主后主王衍又是一个荒淫无道、不理政事的昏君。问题来了,这样的国、这样的君,值得德润为之守节不移,甘当遗民吗?

我们看一看陈寅恪先生《王观堂先生挽词序》就明白了。

王观堂,即学术大师王国维。他曾任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导师,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四大导师。他本是前清秀才,后在上海东文学社得名学者罗振玉的赏识,由罗资助东渡日本留学。王国维在日本开始做甲骨文研究,暨宋元戏曲研究,后来终成大师。清朝虽亡,罗振玉却仍忠于清室,他得到已经逊位的末代皇帝溥仪的赏识后,便挈带王国维做了南书房行走的五品官。而到1927年,因先有军阀冯玉祥部下鹿钟麟,不顾国民政府与清室签订的《清室优待条约》,把溥仪和整个皇室赶出宫去,又有大学者叶德辉在湖南被枪毙,王国维深受刺激,选择于1927的6月2日,夏历端午的前二日,写了一封遗书放在口袋里,跟他的学生借了两块钱银洋,租了辆黄包车直到颐和园,在鱼藻轩边投入昆明湖自尽。昆明湖水并不深,但王国维是头下脚上,一头栽进去的,湖底的淤泥把他的口鼻塞住了,不旋踵即窒息而亡。尸体被捞上岸时,衣服还没有完全湿透,遗书的字迹也十分清晰,开头四句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王国维的自杀,对清华师生触动殊巨。此事一发生,梁启超就召集学生训讲,把王国维跟屈原并论。陈寅恪先生则写了一首长庆体的诗《王观堂先生挽词》以表哀思,这首诗是学唐代元稹的《连昌宫词》,前有小序,大旨是认为王国维之自沉,不是殉清,而是殉人伦、殉文化。里边最有名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

所谓的“ 三纲六纪”,“三纲” 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 指诸父有善,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以君臣之纲而言,就算皇帝是像李煜一样无能的君主,也要把他当光武帝刘秀那样的英主看待;以朋友之纪言之,就算朋友是郦寄,也要把他像鲍叔一样对待。郦寄是初汉时人,与吕禄为友,吕后擅权时,把刘氏宗族几乎杀光,大汉快变成吕家的天下了。郦寄欺骗吕禄,骗得兵符,交给太尉周勃,于是周勃等人就把诸吕全部诛杀。鲍叔是春秋时人,他跟管仲是好朋友,两人合伙做生意,赚来的钱管仲给自己分得多,给鲍叔分得少,鲍叔不以管仲为贪,知他有老母在堂需要供养;管仲用鲍叔的本钱做生意,亏了好多钱,鲍叔不认为他愚笨,而归咎于时运未济。在陈寅恪先生看来,三纲六纪都不是外在的道德规范,而是内心的道德律令,是个人所应追求的道德上和文化上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