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向山举目[1]（代序） 重读太宰治（第2/4页）

从采用《潘多拉之匣》这个题目来看，也可以探究作者的用意。希腊神话中，宙斯用黏土做了个女人潘多拉送给人类，作为对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惩罚，潘多拉来到人间后，出于好奇打开宙斯让她带来的魔盒，于是贪婪、虚无、诽谤、嫉妒、痛苦等邪恶通通被释放出来，当她赶紧盖上盒子时，里面只剩下了“希望”。因此，潘多拉之匣象征了不幸与灾难，然而，这篇小说似乎反其意而用之，即无论生活中遇到多少不幸，至少还有“希望”存在。

作者借主人公和病友之口将苦闷的心绪用诙谐幽默的笔法写出，寄托了自己在战后废墟上萌生的对未来的憧憬。内容令人振奋，文笔十分流畅。是太宰治不多见的积极而阳光的作品。

也许因此之故，早在战争期间，即1943年10月已完成小说《云雀的声音》，却因出版社怕通不过审批而延期出版。翌年准备出版途中，又因印刷所遭到空袭而使原稿被烧毁遗失。直到1946年才发表的《潘多拉之匣》，是在《云雀的声音》基础上重新执笔再创作的成果。

2009年，太宰治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潘多拉之匣》被搬上了银幕。

《维庸之妻》（1947）是以妻子的视角展开的作品。丈夫大谷是个落魄小说家，一个维庸[2]式的人物，生活放纵、颓唐，与《斜阳》《人间失格》里的男主人公有着共同之处。大谷的妻子为了替丈夫还清债务，背上孩子去了丈夫欠债的酒馆打工抵债。在与食客的打情骂俏中，妻子找到了某种快慰。一天在酒馆里，她见到了丈夫和情人，但脸上的表情依然很淡定，生活就这样平静似水地继续着。在小说的结尾，“维庸”之妻缓缓说道：“人不是人也无所谓啊，我们只要能活着就行了。”貌似平静的生活，却掩盖了万般无奈与绝望。体现了太宰治对人生对自我否定。作者的化身大谷觉得无论怎么努力，还是免不了被生活玩弄，即便妻子被人强暴，他也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在他们夫妻看来，“只要能活着就行了”。小说通过这样可悲可叹的故事情节，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了出场人物虚无的生活态度。

2009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第三十三届世界电影节上，《维庸之妻》荣获最佳导演奖。

《斜阳》（1947）是日本战后文坛非常重要的作品，曾创下战后文学作品畅销的纪录，“斜阳族”一词作为没落贵族的代名词而广为人知。作品表现了战后贵族后裔的社会地位日益衰微，荣华不再的窘境，也可以说是太宰奉献给没落贵族的挽歌。

《斜阳》是作者依据情人太田静子的《斜阳日记》写成。采取穿插手记、书信等形式描写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的凄凉景象。有人称之为日本版的《樱桃园》（契诃夫著）。小说出场人物主要是四人，但作者着笔刻画的是两个人物，即女主人公和子和她的弟弟直治的生存状态。

和子在短暂婚姻失败后，回娘家生下了死婴。父亲病故，胞弟出征，与病弱的老母二人相依为命。因没有经济来源，母女俩不得不卖掉宅邸，过起了自食其力的乡下生活。和子在坎坷境遇中经受了锻炼。因偶然一次交往，弟弟的前辈——颓唐的小说家上原二郎的放浪不羁令和子想入非非。她决意和上原生个孩子，来摆脱自己的生活困境——“完成自己的道德革命”。其实上原不过是挂着作家头衔的无赖，并不是否定一切权威的“自由精神的追求者”，和子将自己比做德国女社会主义者罗莎·卢森堡，作为第三者痴爱上原，使得其“爱情”带上了滑稽的色彩，犹如落水者想要拼命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般，同时也体现了超越喜剧的女性的生命力。

《斜阳》成功塑造了和子这样一个富有代表性的“真实女性”，她不但以柔弱之躯支撑摇摇欲坠的家计，照料母亲，还不放弃寻找新生之路，并在某种程度上如愿以偿。她作为颓废青年直治的反衬人物，更加有血有肉。透过这个想要放下身段，在俗世中活下去的女人，也可看出作者内心的挣扎。

与和子相反，弟弟直治无法在这堕落的时代苟活下去，最终走向毁灭。他与上原的交往根本无法挽救他，因为上原不过是通过否定人生来肯定自己的虚无主义者，而直治本质上是一个因对人性产生怀疑而烦恼，无法忍受高贵的美和伦理衰落的贵族青年。直治努力向“庶民性的庸俗”妥协，却始终没能如愿，可谓名副其实的精神贵族。

面对民众极端贫困化和精神荒废的战败后的日本，太宰治感到日本人丧失了基本道德以及日本传统的美意识，于是天生的反俗感便充斥在他虚构的人物身上。直治认为“人都是相同的”是非常自卑的说法，不但轻看他人，也轻看了自己，是让人放弃一切努力的托词。直治厌恶庸俗的“平等主义”思想，宣称：“我是贵族！”他无法忍受民众的卑俗，也无法忍受上原的庸俗。面对上原的具有日本传统女人美德的妻子，直治竟然说不出“我喜欢你”这句话来，可见他永远不会成为上原那样的无赖。他的贵族气质也传承着日本日渐衰败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