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向山举目[1]（代序） 重读太宰治（第3/4页）

《樱桃》（1948）是太宰去世一个月前发表的。他自称是“夫妇吵架小说”，实际上通篇都在诉说自己悲惨的处境，为自己辩解，思考自杀的事情。作为不能尽责的可悲的父亲，他愧对孩子们，而妻子口中的“泪之谷”（出自《圣经·旧约》）更让他难以为情，只好出去喝酒消愁。在太宰文学中，频频出现《圣经》、耶稣、马利亚（如《续西方的人》《黑衣圣母》等），开篇那句“我要向山举目”（出自《圣经·旧约》），表现了作者对于主的拯救的渴望。然而，《圣经》里的话虽可以拯救世人，也让人们更深地感受到人生的苦恼。尽管有“维庸之妻”这般圣母马利亚式的妻子，太宰又是否能够得到拯救呢？

1948年6月19日，人们在太宰治生日那天发现了他的遗体，为了纪念太宰治，人们用《樱桃》这篇小说的题目来命名这一天，即“樱桃忌”。由此也可知，此短篇在太宰文学中举足轻重的位置。

遗作《人间失格》（1948）（又译《失去做人资格》）是太宰文学中最杰出的作品，写于自杀之前，即他的绝笔之作，也是太宰文学“最深刻的到达点”（奥野健男）。

小说由序曲、后记，以及三篇手札构成，是典型的太宰治式套匣式结构。塑造了一个不幸的人物大庭叶藏。这个性情乖僻的青年知识分子，饱尝世态炎凉，沉湎于酒色，最后毁灭了自己。如果说《斜阳》里对“弟弟”的自杀原因没有详细交代的话，那么在《人间失格》里，几乎可以找到完整的答案。

叶藏从小体弱多病，幼小而敏感的心灵受到了互相欺骗的“人类”的伤害。他必须通过扮演“小丑”来克服心理上的不安与恐惧，寻求“他人”的认同。上学期间曾经积极参加非法的马克思主义社团，后来因为与女招待殉情时，女方身亡而他获救，以教唆杀人的罪名入狱。结婚之后，纯洁的妻子因轻信他人而遭到玷污，使他精神彻底崩溃。对自己的无能和“罪孽感”、对“人类”的恐惧和失望，使叶藏认为自己不配作为一个人而活着，沉湎药物，终日买醉，放任堕落，最终被送到了疯人院，无可避免地走向毁灭。

叶藏的不幸似乎是天生注定的——家庭环境、幼年的经历使他不具有与其他人平等交往和拒绝他人的能力，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其结果，总是受制于人，因而愈加懦弱和不幸。对他人的敌意、对家人的恐惧、对女性的不信任等，导致了他的悲惨结局。对于虚伪的人世间，他拒绝一切形式的妥协，同时也不做任何抵抗，以堕落作为对浊世的抵抗。

在小说的最后，酒吧的老板娘说：“我们认识的阿叶……也是一个天使一样的好男人呐。”由此可知太宰治并不认为叶藏真的没有做人的资格，只不过不具备做浑浑噩噩的人的资格。太宰治至死都不愿低下高傲的头。正是他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将自己驱入绝境，也正是这执着的追求，成就了太宰文学的大家地位。

太宰治在这部小说里，透过叶藏这个角色，完成了对自己人生的回顾和评价，在发表这部作品的同年，自杀身亡，走完悲剧的一生。

综上所述，面对现代社会，太宰治的主人公往往表现出很强的边缘性人格障碍，与社会格格不入。同时又因无力反抗而厌倦自我，遂以不作为的颓废堕落来抵制主流社会的普世价值，理性思考与非理性行为之间反复拉锯，最终在自我沉沦与放逐中毁灭。

无赖派文学以自谑的姿态来表现战后日本社会的萎靡，疏远于主流之外，以颓废抵抗社会化，抵制身陷其中而又难以脱离的现代人的异化，因此“无赖派”对战后日本文学影响深远。

太宰治在《东京八景》中有段话很形象地表明了无赖者的七宗罪。“我是无知骄傲的无赖汉，也是白痴下等狡猾的好色男，伪装天才的欺诈师，过着奢华的生活，一缺钱就扬言自杀，惊吓乡下的亲人。像猫狗一样虐待贤淑的妻子，最后将她赶出。”

太宰治的文学是昭和时代的，也是他的人生自画像。他虽眷恋人生，能够欣赏人世间的种种美好，却不愿在浊世中苟且。无力也无心与现实调和，是他的懦弱，拒绝一切妥协，是他的骄傲。他的软弱与孤傲使他在文学中写尽了想说的一切之后，飘然离去。纵使他熟读《圣经》也终究未能拯救自己，投身虚无或许是唯一可以解脱痛苦之道。与一些文学家以拯救者自居，俯瞰众生不同，太宰治对人世间总是饱含温情，嬉笑怒骂，放浪不羁，无不令人为之感伤。他貌似懦弱，却敢于无情地解剖自己，也无情地解剖他人，在作品中追求真诚、善良与爱，这些特色都构成了太宰文学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