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阿雷奥拉的抄写员（第2/3页）

那次拒绝没有让我过于沮丧。那会儿，在我向很多小杂志乞求一点版面和关注时，这样的事常发生。我忘了那些短篇，并看到我的朋友们，比如塞尔希奥·皮托、贝阿特丽斯·埃斯贝霍、加斯通·梅洛，还有拉伊蒙多·拉莫斯的文章一一出版。

“总有一天我也可以”，我相信。于是有一天，在我们上预科时曾经参与了我的一部小戏剧作品首演的鲁文·布洛伊多给我打了个电话，和我说：

“你的这期‘独角兽’已经出版了。效果特别好。”

鲁文那时是阿雷奥拉的秘书，他没有做多久，就被米盖尔·冈萨雷斯·阿维拉尔取代了。我去了埃尔瓦和雷尔玛的办公室。阿雷奥拉为见我换了衣服，把我纳入了那个不太正式的文学作坊，那是我们这一代的真正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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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里度过了我的十九岁，我最后的少年时光。像所有其他青春期的孩子一样，我觉得写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只需要往那儿一坐，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就可以写出三个短篇、八首诗、两个喜剧、五篇文章。一切都很流畅，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我不可能明白当时我们甚至叫不上名字的那个东西：脑闭塞，那早晚会降临到每个人身上的痛苦的写作障碍。

阿雷奥拉与我们分享他的智慧，却不曾收取我们一分钱。我很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报答他。除了微薄的稿酬，那时他唯一的收入应该就是阿尔方索·雷耶斯说服墨西哥学院给一部分作家发的每月五百比索的奖金。后来达尼埃尔·科西奥·维耶加斯来了，取消了那笔奖金。阿雷奥拉失去了一切经济来源，难以负担他的妻子、他的两个女儿克劳迪娅和富恩桑塔，以及他的儿子奥尔索的生活，连房租都付不起了。

恩里克·冈萨雷斯·卡萨诺瓦一直是作家们的另一个庇护人，他当时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出版社的负责人，他怀着从不曾改变的慷慨之心帮助了阿雷奥拉。恩里克向他购买了他将出版的一本书中的那些文章，那本书叫《银针笔》，因为埃克托·哈维尔[3]用这种绘画工具创作了十分精美的动物画作。

埃克托·哈维尔这位伟大的画家在穷困潦倒和遗忘中死去了。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我曾经去奥尔拜因的那幢楼看过他，很多次都是和何塞·雷乌埃尔达斯一起，他和他一样拮据。我总是想，如果哈维尔能像雷乌埃尔达斯一样有仰慕者的帮助的话，也许就能活下去了。

不用说攒下钱的学问，哪怕是留住钱的学问，阿雷奥拉也从来没有掌握过。他总是无缘无故地就送人一些生活必需品，像费尔南多·贝尼特斯一样，他会买下很贵的书，随即又会感到困扰，怕我们不接受这礼物。此外，他还会送我们红酒和法国奶酪（很长一段时间里，那是我们唯一的食物）。预付的资金，即整本书籍的稿酬很快就用完了。一个又一个的交稿截止日期[4]过去了，书却一行字都没有写。

我现在理解了阿雷奥拉的痛苦。稿子逼得越急，就越不可能坐下来写。已经出版了整本整本的书来解释作家的脑闭塞[5]，所有的解释都值得称赞，但是没有一个令人满意：对拒绝的恐惧、对完美的欲望、对无法达到从前的高度的焦虑，不许自己进行最能让自己高兴的活动，以此来自我惩罚……假想是无止境的。

爱德蒙·威尔逊说：对不写作的作家不该怀有仁慈。一切都是性格的、意志力的缺陷，并且不值得宽容，更不用说赞颂。对我来说，脑闭塞酷似地狱，它是我们决定投身写作后必付的代价，因此我不敢指责任何一个陷于这流沙之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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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食品商店不再给赊账了。再没有薄酒莱葡萄酒和卡芒贝尔干酪了。甚至连长条脆面包和椭圆面包都没有了。我们能吃到的只剩虾仁玉米饼了，是的，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虾仁玉米饼，是阿雷奥拉妻子萨拉的大师级作品。用最简单的、当时也是最便宜的食材，萨拉创造出了独具一格的奇迹美食，胡安·鲁尔弗也特别喜欢。

在鲁尔弗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我们一起旅行，去了很多地方。那时我们已经有了点钱，能去餐厅里吃饭了。但我从来都没看过他吃什么东西时像吞下（用这个动词来形容鲁尔弗非常奇怪）萨拉的玉米饼时那么快乐。二十或更多年后，我们谈起过很多次自己的不可弥补的无知：在大啖美妙的虾仁奇迹时，我们抢走了阿雷奥拉全家的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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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它所意味的事情相反，脑闭塞不阻碍写作本身，它阻碍的是坐下来去写。最后的截稿日期是1958年12月15日。尽管恩里克·冈萨雷斯·卡萨诺瓦做出了所有努力，但如果到那时阿雷奥拉还不交稿子的话，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管理部门就会通过它的律师们要求他归还所有的预付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