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第9/9页）

我们走过一家糕点甜食店，里面人满为患，传出响亮的音乐声，是德国民歌。我往里瞧了瞧，心想，这些目光炯炯、往嘴里塞着法兰克福环状蛋糕和掼奶油的人，他们之中的每一个都有可能变成狼人，去执行杀人命令。他们生活在美国的事实几乎没有削弱这种可能性，相反，这通常使他们成为更加义愤填膺的“爱国者”。

“美国人很大度，”我说，“他们不关押任何人。”

“不，日本人被关押在加利福尼亚，”玛丽亚说，“那儿的德国流亡者晚上八点必须待在家里，而且外出距离不许超过八公里。我在那儿待过。”她笑了。“这种措施总是限制了不该受到限制的人。”

“多是如此。”

从一家大酒馆中传出铜管乐的声音，是德国进行曲。橱窗里挂着血肠。我捉摸着随时可能会听到《霍斯特·威塞尔之歌》[92]。

“我在这儿转悠够了。”我说。

“我也是，”玛丽亚说，“这里的鞋看起来是用来行军的，不是用来跳舞的。”

“我们走回去吧？”

“我们开车回美国。”玛丽亚说。

我们坐在中央公园的一家餐厅里。面前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坪，从湖面吹过一阵凉风，能听到远处有船桨击水的声音。天黑了，夜幕的蓝色阴影悬挂在树丛间，万籁俱寂。

“你晒得黝黑啊。”我对玛丽亚说。

“这话你在车上就对我说过了。”

“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此间我去过德国，又从那儿逃了出来。你晒得黝黑啊！你的秀发在天光下闪闪发亮。这是意大利的天光，是菲耶索莱[93]夜晚的天光。”

“你去过那儿？”

“只是在那附近待过，在佛罗伦萨坐过监狱。但见过那一带的天光。”

“你为什么坐牢呢？”

“我没有证件，但很快就被释放了，必须立即离境。此外这种光我还在意大利绘画上见过，它很神秘，是一种由彩色暗影发出的光。就像你现在的头发和脸庞。”

“我不幸福的时候，我的头发就是蓬乱无光的，”玛丽亚说，“我独处时，皮肤也会变坏。我不能长久独自生活。我一个人时，就什么都不是了，只是各种恶劣特性的集合体。”

服务员给我们拿来一瓶智利白葡萄酒。我感到似乎是从一次大难中死里逃生了。被扰起的恐惧、仇恨和绝望一下子又离我远去了，去了我想放逐它们的远方，只不过它们还能毁灭我。在约克维尔，它们用回忆的血盆大口触及了我，但我觉得自己侥幸逃脱了。现在我的内心极为平静，这种状态已经久违了。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比眼前看到的更重要了：在桌上蹦来蹦去啄食面包屑的小鸟，浅黄色的葡萄酒以及黄昏中我面前这张闪着微光的面庞。我长出了一口气道：“我逃脱了。”

“干杯！”玛丽亚·菲奥拉说。“我也是。”

我没有问她逃脱的是什么，但肯定和我想的不是一回事。“在巴黎大木偶剧场我看过一出独幕剧，”我说，“两个人坐在一个氢气球上，其中一人拿着望远镜向下望。突然一声巨响，拿着望远镜的男子跌坐下来问他身旁的女伴，‘刚才它爆炸了，’他进一步解释道，‘地球爆炸了，怎么办呢？’”

“开头不错，”玛丽亚说，“怎么结的尾呢？”

“大木偶剧场的戏总是以灾难收场。其实也不必如此。”

玛丽亚笑了。“两个人坐在氢气球上，没有地球，没有家园。如果人仇恨孤独，把幸福当作一面镜子，那还会发生什么呢？一面深不见底的镜子，反映出的始终是它自己。干杯，路德维希！自由是美好的，如果不是孑然一身的话。这是不是矛盾的呀？”

“不，只是一种谨慎的幸福。”

“这听上去不好听，对吧？”

“不，”我说，“它永远也不会发生。”

她看着我问：“如果一切都过去了，所有的地方都可以随便去了，你愿意生活在哪儿呢？”

我思索了半天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