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6/12页）

钟山岳哼了一声：“放心吧，我一时还死不了。”

钟跃民信口开河地说：“爸，我都替您冤得慌，您革命了一辈子，越混越不行，最后混得让个科长给关起来了，早知道这样，您当初还不如投国民党去呢。”

钟山岳火了，他一拍桌子：“跃民，你又胡说八道，这是什么地方？怎么嘴上没个把门的？再胡说你就给我滚。”

“老爸，我滚了谁给您送衣服？您还没过河呢怎么就拆起桥来啦？”钟跃民才不怕父亲拍桌子。

父亲缓和了口气：“跃民呀，你不要总是发牢骚，也不要有抵触情绪，我这辈子经历的事多了，十七岁参加红军，大大小小的仗也打了上百场，能活到今天已经是赚了，象现在这种隔离审查，我在四二年延安整风的时候就经历过，我相信党和人民会把我的问题搞清楚的，我们应该相信党。”

钟跃民玩世不恭地说：“爸，昨天我用扑克给您算了一卦，卦上说您这辈子命犯小人，您走到哪儿，小人就跟到哪儿，躲都躲不开，您相信谁也不如信自己，信儿子，我看这样得了，咱不跟他们玩了，反正这儿也不是监狱，想走拔腿就走，就那几个看守也就是个摆设，我带几个朋友就把他们收拾了，您先到外地没倒台的老战友那儿躲一段时间，过了这段风头再说。”

钟山岳苦笑着：“你在说梦话吧？我能躲到哪儿去？问题不解决，连老战友都不敢收留你，别胡说了，你是不是没钱了？我这里还有五块钱，你拿去。”

钟跃民惊讶地问：“哪来的钱？您每月才发十二块生活费，比我还少三块。”

“我省出来的，这里花不着钱。”

钟跃民忽然发现父亲抽的烟变成了一种极简陋包装的经济烟，这种烟是当时最便宜的，每包只有九分钱，他记得父亲以前抽烟的档次不低，不是中华就是牡丹。他的鼻子一酸，差点儿流下泪来：“爸，这钱我不要，您留着买几包好烟，经济烟太毁身体了。”

看着儿子懂事了，钟山岳很欣慰：“儿子，长征的时候我还抽过树叶子呢，人这一辈子总要赶上些沟沟坎坎，这没什么，有时一咬牙就挺过去了，四一年反扫荡，我带一个连被鬼子包围，硬是打了三天三夜，一百多号人最后只剩下七八个，我们每人怀里揣了一颗手榴弹，只等着鬼子再冲上来就拉火，当时谁也没打算活下来，可撑到最后一刻，就来了援兵。儿子，无论什么时候，再困难也要咬牙挺住，不为别的，就因为咱们是男人啊。”

钟跃民玩世不恭地哼了一声：“爸，咬牙也得有个限度，总不能一咬牙就是几十年……”

天桥剧场位于北京宣武区北纬路的东口，毗邻大名鼎鼎的天桥。这一地区的房屋破旧低矮。1949年以前，这里是北平最热闹的地方，也是京城下层老百姓的娱乐场所。1949年以后，这个地区逐渐衰败，江湖艺人们改行的改行，老的老，死的死，当年闻名遐迩的“天桥八怪”，也只剩下撂跤的宝三儿、变戏法儿的刘半仙。天桥的寿终正寝是在1966年的“红八月”，红卫兵的崛起使宝三儿，刘半仙等天桥遗老吓得卷了铺盖卷，热闹了百十年的天桥终于变得冷冷清清。

天桥的热闹虽然不复存在，但在这一地区居住的居民成份却并没有改变，这里远离工厂区，产业工人很少，居民多是引车卖浆者流，在钟跃民等人的眼里，这里相当于敌占区，平时若是没有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他们绝不会来这儿。北京的军队大院多集中于海淀区，机关大院多集中于东西城，属宣武区和崇文区最破烂，以宣武区为例，天桥向西是南横街，南横街以北是菜市口、达智桥。菜市口以西的广内、广外大街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平民居住区。

在钟跃民等人的眼里，那些在天桥、达智桥破烂的街头和胡同里闲逛的青少年们，都是些流氓团伙。这些人缺乏教养，心毒手狠，以无知为荣耀。

在平民子弟们的眼里，干部子弟成天牛逼哄哄的，倚仗着爹妈的势力胡作非为，整个一群少爷胚子，打架缺乏单打独斗的胆量和技巧，他们最喜欢一拥而上，最好是一大帮打一个，徒手打不过就动家伙。他们对干部子弟一律称为“老兵”，就是老红卫兵的意思，因为早期的红卫兵几乎清一色是干部子弟。

如果你站在1968年北京的街头，你可以毫不费力地分辨出这两类出身不同的青少年。他们的区别在于举止和气质，还有说话的腔调，胡同里长大的孩子都说得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喜欢带儿音，而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则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从衣着上看，“老兵”们喜欢穿军装，解放军部队不同时期发的军装都属于时髦服装，年龄稍大些的孩子穿件洗得发白的人字纹布的黄军装，肩膀上还留着佩肩章用的两个小孔，显得既朴素又时髦，不显山露水。年龄小些又喜欢张扬的孩子，便从箱子底翻出老爹的毛料军装穿上。1955年部队授衔时，校官以上的军官配发的衣着是很讲究的，冬装有呢子和马裤呢面料，夏装有柞蚕丝面料。将军们的军服就更讲究了，同是呢子军装，将军服的面料要高出校官服面料一个等级。他们还配发了水獭皮的帽子和毛哔叽的风衣。于是各种面料的军装便成了时髦货，就连和军礼服一起配发的小牛皮松紧口高腰皮靴，也成了顶尖级俏货，俗称“将校靴”。干部子弟们大概是希望用这种方式表现父辈的级别。却没料到平民子弟也认可了这种时尚，没有军装穿没有关系，只要你有抢劫的胆量，没有什么东西是弄不来的。所以，要是你在1968年北京的街头发现一个头戴水獭皮将军帽的青年，你可千万别以为他就是个中将的儿子，他父亲是个钟表匠也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