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2/11页)

钟跃民、郑桐和七八个男女知青坐在地上正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

石川村党支书常贵正在讲话。他五十多岁,脸上皱纹纵横交错,一双小眼晴却闪着狡黠的光芒,和他周围目光呆滞的村民们比起来,这样的人在农村就理应混上个村干部。常贵头上也同样扎块脏得看不出颜色的白羊肚手巾,身上披一件光板老羊皮袄,看打扮和赶车的杜老汉差不多,所不同的,是他手里拿着两尺多长的烟袋。

常贵用烟袋敲敲面前的破桌子,清了清嗓子,噗地将一口浓痰吐出两米开外,这才开始讲话:“乡亲们,现在开会了,大家静一静,莫说话,今天,咱村来了十个北京知青,我代表石川村党支部……咦?狗娃,我日你娘,你个驴日的咋还说话?拿领导说话当放屁是不是?小心我开你个驴日的批判会。”

陕北穷,交通工具主要是驴,因为驴好养,所以陕北驴多,人们对驴也比较喜爱,因此民间张嘴闭嘴都是“驴日的”,有时这未必是骂人,很可能是一种表示亲热的语气助词。

村民们似乎早已见怪不怪了,会场上仍然是闹闹嚷嚷。

知青们听到支书骂人,忍不住哄笑起来。

常贵见知青们笑,连忙解释:“娃们莫笑,日子常了你们就知道了,咱村有些愣种是属驴的,轰着不走赶着走,你得拿酸枣棵子老抽着才行。咱接着说,嗯,说啥来着?”

村民们和知青们又哄笑起来。

郑桐说:“常支书,你说有个叫狗娃的是驴日的。”

笑声更响了。

常贵点上一锅烟:“不是这,噢,今天是欢迎北京知青来咱村,知青来农村落户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主意,既是毛主席说了,咱石川村没二话,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咱石川村没别的,就是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如今又添了十张嘴,咋办?我也没办法,毛主席他老人家让这十个娃到咱村落户,咱就是粮食再紧也得给毛主席这个面子,咱村男女老少一共是四百一十七口,再添上十口是多少?张会计,是多少?”

一个剃着锅盖头的中年男人站起来回答:“四百二十七口。”

常贵说:“对,四百二十七口……这是谁呀……”

一头觅食的老母猪正用嘴拱常贵的裤裆,村民和知青们又爆发出一阵大笑。

常贵狠狠踢了老母猪一脚,老母猪嚎叫着逃走了,他继续讲话:“咱村的人口实在是太多啦,倒退二十年,咱村的粮食还没这么紧,那时没这么多人口嘛,现在可好,地没见多,人倒多了二百多口。咋回事?这得怨婆姨们,生娃生上了瘾,象老母猪抱窝,一生还就收不住啦。就说狗娃的婆姨吧,手里抱的还吃奶呢,肚里又怀上啦,这是第七个了,你还有完没完?”

看样子这个狗娃是常贵的出气筒,动不动就给拎出来骂一顿,知青们伸长脖子往人群里看,也不知哪个是狗娃,却见一个四十多岁的婆姨站起来回骂道:“常老贵,放你娘的屁,生娃是一个人的事么?你们男人哪个不是偷嘴的馋猫,闻着腥味儿就往上凑?这会儿又往婆姨身上推啦?”

看样子这是狗娃的媳妇,村民和男知青们哄笑起来,女知青们都臊得低下头去。

常贵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样子,只是揪住狗娃不放:“好男不和女斗,我不和你说,狗娃,你个驴日的咋不说话?你婆姨顶撞领导,你是咋管教的婆姨?还没王法啦?”

一个个子矮矮的四十多岁的男人从人群里站起来:“常支书,我家婆姨当家,我说话不作数。”

村民和知青们又是一阵哄笑……

常贵恨铁不成钢地说:“你个驴日的咋就让婆姨夺了权呢?你就捶她一顿还能咋的?晚上还能不让你上炕?不说啦,咱说正事,乡亲们,我常老贵求求你们,别生啦……”

哄笑……

“咱石川村就这点地,养不活这么多人口呀,这不,又添了十张嘴,明年开春青黄不接时,我还得带乡亲们外出讨饭。嗯,知青来了也好,都识文断字,能说会道的,要饭都比咱村人强,去年栓柱带人去米脂讨饭,吭吭哧哧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丢人那,这下可好啦,明年让知青娃带队,咱也让人看看,咱石川村不是没能人……”

钟跃民站起来:“常支书,明年开春我带队去讨饭怎么样?”

常贵喜道:“好小子,有种,就是你啦。”

钟跃民恭敬地说:“感谢领导的信任,我一定努力讨饭,决不辜负村领导的信任。”

常贵问:“你这娃叫啥?是党员吗?”

“钟跃民,不是党员。”

“嗯,好好干,明年让你入党。”

“谢支书栽培。”

常贵大吼一声:“散会。”

石川村的知青点设在两个已经废弃的破窑洞里,这两口窑洞以前是村里一个老光棍的家产,他死了以后这窑洞就渐渐废弃了,这次支书常贵得到公社通知,要他解决十个知青的住处,还按国家规定发下了知青的安家费,以常贵的精明,当然不会用这笔钱给知青打新窑洞,他叫人修整了这两口破窑洞,就算是完成了上面交待的任务,按他的理解,这些知青娃呆不长,他们以为农民就这么好当?要是没点儿扛饿的本事,就趁早卷铺盖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