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第8/16页）

“老师，那三国呢？三国总该是汉朝之前吧？刘备姓刘，刘邦也姓刘，他俩是什么关系？刘邦是刘备的儿子么？”

郑桐恨铁不成钢地教训道：“钟跃民呀，你除会打架拍婆子还会什么？怎么历史知识这样贫乏？提的问题简直可笑，三国时期是东汉以后，和刘邦建西汉差着将近四百年，你怎么整个一文盲的水平？”

钟跃民惭愧地说：“是呀，自从六六年开始，我就再也没看过书，字都忘得差不多了，就别说历史了，真他妈丢份儿。”

郑桐语重心长地说：“我早就看清这路子了，文化知识到什么时候都有用，人不能糊里糊涂地活着，你们看看钟跃民，小伙子往那儿一站，也算是仪表堂堂吧？可相貌好有什么用？还不是一脑袋浆糊？说句不好听的，照这么下去，将来连个老婆都找不着，谁要你这个文盲？”

蒋碧云捂住嘴偷偷地笑了，她转身离去。

曹刚是负责对外观察的，他马上报告：“跃民，她走了。”

钟跃民如释重负：“走啦？下课、下课，郑桐，你小子还真端起老师的架子来啦？还真把我们当文盲啦？你他妈找抽呢是不是？”

郑桐说：“哥几个，我还真讲上瘾了，肚子里的货还没倒空呢，我给你们讲完好不好？”

钟跃民不耐烦地说：“去去去，找个凉快地呆会儿去，哥几个要睡觉了，没功夫听你闲扯淡。”

陕北的农村基本没有时间概念，人们的一切作息安排都根据天色，真正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村子里每天最热闹的时候是晚饭前后，劳作了一天的村民们都端着碗走出自家窑洞，三三两两地蹲在一起，一边喝粥一边扯着家长里短。

钟跃民也经常端着碗和村民们蹲在一起闲扯，他发现自己和农民们之间根本找不到共同的话题，农民们喜欢谈论村里的新闻，在钟跃民看来，这些新闻很乏味，无非是李家的汉子睡了张家的婆姨，王家的两兄弟和一个常家的寡妇明铺暗盖，而那寡妇的孩子长得又象村里一个姓赵的光棍儿。

村民们大多数是文盲，村里学历最高的是现任会计张金锁，他是高小毕业，几年前是村里民办小学的校长兼教师，村里略识几个字的人都曾经是他的学生。后来学校终于办不下去了，因为村里无力再供养民办教师，一个壮劳力的工分每天才合五分钱，哪养得起闲人，村民们坚持认为民办教师是闲人，娃们认识锄把子就行了，认字有什么用？村支书常贵认为，张金锁既然是“知识分子”，就该给出路，学校不办了，就让他改行当了会计，这体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钟跃民惊讶地发现，在如此贫困恶劣的生存状态下，村民们却很少愁眉苦脸，他们始终很乐观，他们最喜欢谈论的话题是饮食男女。在饮食方面，由于他们没见过更好的食品，所以坚持认为酸汤饺子和油泼辣子是天下最美味的食品，如果有人提出世上还有很多更好吃的东西，那大家会一致认为此人太没见过世面，这驴日的八成是没吃过酸汤饺子，才在这儿胡咧咧。

除了谈论吃，余下的话题自然是男女之事了，谈论这类话题时，大家往往很兴奋，气氛也很热烈，真正是畅所欲言，很有民主意味。有一次村里的常守财从县城走亲戚回来，带回一张宣传画，上面是毛主席身穿绿军装在招手，老人家站在一圈儿类似佛光的光环里，光环下面是一群穿着各种稀奇古怪服装，不同肤色的外国人，他们人手一本红宝书在欢呼着什么，光环上面是一行字：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村民们笫一次知道了世上还有黑人和白人，这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题目是白人和黑人交配，生出的娃应该是什么色儿。这个问题讨论了几天，最后支书常贵一锤定音：“是黑白花花的。”其理论根据是黑猪和白猪交配，生出的猪娃子就是花花的。村民们都说，到底是支书，见多识广有学问。

只有前民办教师张金锁嗤之以鼻，他说：“你拿一桶白灰浆和一桶墨汁对在一起搅匀了，就是那种色儿。”

村民们对此半信半疑。有人特地去问郑桐，因为他戴着眼镜显得很有学问，郑桐却极不负责任地信口蒙人：“脑袋和身子是黑的，手脚是白的。”村民们认为这个结论很有道理，因为有一种马就是这样，浑身都是黑的，惟独四个蹄子是雪白的，这叫“四蹄踏雪”。

知青们来了以后，村民们都对知青有了一种固定的看法，他们认为知青们在北京都住在皇上的金銮殿里，每顿饭都吃饺子，钱多得花不完，以致箱子里的钞票都长了毛，还经常劝钟跃民趁农闲时回去看看，顺便把长了毛的票子摊开晒一晒。钟跃民解释说，自己连见也没见过这么多票子，在北京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村民们根本不信，反而认为他不实在，是怕人向他借钱。村里唯一出过远门的人是张金锁，他在很多年以前去过省城西安，据他说，省城的人每天吃的不是酸汤饺子就是羊肉泡馍，省城尚且如此，更何况北京了。钟跃民有口难辩，只好默认了自己有一箱长了毛的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