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阿姨（第2/3页）

七八年后，老天爷又跟她开了个玩笑。一九六六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钱阿姨起初按兵不动，静观其变，直到一个红八月的早上，她一跃而起，身穿土黄色军装（有别于正统国防绿），胸戴毛主席像章，腰扎皮带，风风火火，把家门摔得砰砰响。她处于半罢工状态。所谓半罢工，就是不再按点开饭，填饱自己肚子时顺便把我们捎上。那年钱阿姨四十三岁，或许是人生下滑前的最后挣扎，或许是改变命运的最后机会。

在滚滚洪流中，谁又能看见谁呢？每个人都被革命热情所蒙蔽。据我所知，钱阿姨那一阵忙着跳“忠字舞”，参加居委会的批斗会。她背语录有困难——不识字，扬州话拗口。那年头，我们也处于半疯状态，侧看半疯的钱阿姨倒是挺正常。

可没多久，钱阿姨急流勇退，脱下军装，翻出藏青小袄，像更换羽毛的鸟，准备过冬。到底有何难言之隐？不知道，但可以想象：当一个小人物冲向大时代，有多少伤害埋伏左右。

父亲的单位里贴出大字报，指名道姓，声称雇保姆是坚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父母有些慌张，当晚与钱阿姨紧急商量，请她暂避，并承诺养老送终。

钱阿姨若无其事，早上照样用篦子梳头，盘好发髻。几天后，她为我们做好午饭，挎着包裹搬走了。最初还回来看看，久了，从我们的视野淡出。忽然传来她跟三轮车夫结婚的消息，在那处变不惊的年代，还是让我一惊。

一个星期天上午，我骑车沿西四北大街向南，终于找到门牌号码。那是个大杂院，拥挤嘈杂。有孩子引路，钱阿姨一掀门帘，探出头。小屋仅四五平方米，炕占去大半，新换的吊顶和窗户纸。钱阿姨把我让到唯一的椅子上，自己坐在炕沿。我有些慌乱，说话磕磕巴巴的，终于问起她的婚事。

老头子上班去了，她说。表情木讷。

令人尴尬的沉默。钱阿姨沏茶倒水，还要给我做饭，我推说有事，匆匆告辞，转身消失在人流中。没几天，传来她离婚的消息，在家里并未掀起什么波澜。据说离婚的理由很简单：钱阿姨嫌人家脏。

三

一九六九年年初，钱阿姨又搬回来了，主要是照看房子。人去楼空：母亲去河南信阳地区的干校，弟弟去中蒙边界的建设兵团，我去河北蔚县的建筑工地，随后妹妹跟着母亲去干校，父亲压轴，最后去湖北沙洋的干校。

弟弟去建设兵团那天，父亲到德内大街的集合点送行后回家，在楼门口撞见钱阿姨，她气急败坏地说：“要是保保（小名）找个蒙古女人回家，那可不得了。这事不能不管，你跟他说了没有？”“没跟他说这个。”父亲答道，“别追了，他已经走远了。”钱阿姨仰天长叹：“我的老天爷！”

一九七○年夏，我们工地从蔚县搬到北京远郊，每两周休一次，周六中午乘大轿车离开工地，周一早上集合返回。到了家，钱阿姨围着我团团转，嘘寒问暖，先下一大碗汤面，用酱油、醋和葱花做底料，加上一勺猪油，再煎俩荷包蛋放在上面。她心满意足看着我狼吞虎咽的吃相。

她一下子老了，皱纹爬满脸颊额头，有照片为证。那是我拍的一张肖像照，为了办户口手续。要说这可是我的拿手好戏，苦练了好几年，不过拍摄对象都是漂亮女孩。先把白床单搭在铁丝上做背景，再调节三盏大瓦数灯泡做光源，用三脚架支起捷克“爱好者”牌120双反照相机，用快门线控制，咔嚓，咔嚓——

我得承认，那的确是失败之作，正如钱阿姨的评价——像鬼一样。若追究原因：一、曝光过度；二、焦距过于清晰；三、未找到最佳拍摄角度。当然还有后期制作的问题。我去工地上班，把底片交给楼下的一凡，我们共用一台放大机。

一凡后来抱怨说，没辙，底片曝光过度，即使用四号相纸也是黑的。接着他犯了更大的错误，把十几张废照片随手扔进垃圾箱，不知被哪个坏孩子翻出来，贴满各个楼门口和楼道窗户上。钱阿姨就像通缉犯。这下把钱阿姨气疯了，到处追查，最后发现罪魁祸首是我。

钱阿姨在家闲着无事，心里不踏实，花了一百二十元给我买了块东风牌手表。就在这前后脚，我收到父亲的信。原来干校又传闲话——保姆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明证，而父亲正隔离审查，监督劳动，压力可想而知。尽管措辞婉转，钱阿姨一听就明戏，于是告老还乡。

我们最终未实现养老送终的承诺。

四

一九八二年春，作为世界语杂志《中国报道》的记者，为采写大运河的报道，我从北京出发，沿大运河南下，途经扬州。事先给钱阿姨的妹妹写信，通报我的行程。那天下午，去市政府采访后，我来到她妹妹家。钱阿姨显得焦躁，一见我，小眼睛眨巴眨巴，却没有泪水。从她妹妹语气声调中，能感到钱阿姨在家中毫无地位可言。我提议到她的住处坐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