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中（第3/9页）

八月十八日，我去了天安门广场，那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们一早在六部口列队等候，被人流裹挟着拥向天安门广场。我们雀跃高呼，踮脚仰望天安门城楼，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几个绿点，我猜想毛主席就在其中吧。在那狂热记忆的深处，最难忘的就是那么几个绿点。

暴力随着暑热升级，到处是批斗游街抄家打人。北京城充满了血腥味。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红八月”，让人不寒而栗。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是我十七岁生日。白天家中无人，我拉上窗帘，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心绪低落到了极点。在人生转折时刻，我试图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但什么也看不见，内心空空。

三十五年后，因父亲病危我回到北京。那天我和弟弟乘出租车，经平安大道回父母家。他指了指铁栅栏后面的白色现代建筑群，突然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试图辨认，但一点线索都没有，茫然摇摇头。“这就是四中”。

五

当年全北京的中学只有四位特级教师，四中就占了两位，化学老师刘景昆和物理老师张子谔，那都是国宝级人物。有一年，张子谔老师辅导高三物理，据说高考六道题押中四道，学生提前交卷，高呼“张老万岁”。

教三角函数的老师李蔚天三角眼，下巴刮得铁青。每次上课，他提前几分钟到教室，在黑板上画一道题。那对我来说如同鬼画符——眼晕，而同学们几乎个个胸有成竹，举手抢答。李老师不慌不忙，用三角眼扫视一圈，习惯性摸一下铁青的下巴，慢悠悠，用浓重的河北蠡县口音点名“赵一振一开一”　，把“开”还读成第三声，更加勾人心魄。我一问三不知。这竟成了我永远的心病：多年后我帮女儿做作业，一听三角函数，第一反应是头晕恶心。

《学习》杂志一九五八年停刊，部分编辑改行当老师，于是黄庆发成了我们的语文老师。他四十出头，谢顶，一脸苦笑，好像在为自身的存在表示歉意。他教古文有一套，让我们写批注。他摇头晃脑领读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停顿一下，念批注“当乐”，然后继续朗读下去。照猫画虎，没想到我的批注竟得到赏识——孺子可教，于是让我当众宣读。我美滋滋地摇头晃脑，待读到“心乐之”也停顿一下，接着读我的批注——“颇为不错”，竟把“颇”错读成pi音，引得哄堂大笑。

俄语教师凌石军肥头大耳，没架子，但骨子里透着股傲气。他每次上课只捏着一张小卡片，嘟噜嘟噜说个没完，好像那是一种语言戏法。他出过俄语语法专著，且日文好，据说他的俄文是靠日文课本自学的。他另有一手高招，可仰躺在学校游泳池的水面上看报纸，手脚不动。我俄语没学好，倒是暗中偷学了这一手，但一不留神会灌上两口水。

英语老师项立斜穿校园，总会引起注意。他教英文，把自己先教成英国绅士：夏天穿白色西服；冬天穿吊带短裤，白色长袜，锃亮的皮鞋。他上课会把全套刀叉带到教室，配上餐巾，演示西餐的规矩。据说他当年在教会学校考了第一，外籍老师请他到家中做客，端出奶油蛋糕，而这时他用错了一个词，女教师把蛋糕收回以示惩罚……

两位体育老师韩茂富和吴济民，都是国家级篮球裁判。韩茂富个儿不高，精明强干。吴济民人高马大，都管他叫大吴。据说苏联国家女篮来京与中国女篮比赛，由韩茂富在场上主吹，大吴坐镇裁判台，临近终场正打得难舍难分，这两位暗中串通好，停表加时间，被苏联队发现提出抗议，大吴被降级成一级裁判。

女校长杨滨，延安陕北公学出身，参加革命后填表重要见证人填的是叶群。解放后曾长期担任女一中校长，一九六五年调到四中。据说在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和四中校长两个职务之间，她选择了后者。

副校长刘铁岭踌躇满志。“文革”中揭发他在日记中的志向：二十岁当校支部委员，三十岁当区委委员，四十岁当市委委员，五十岁当中央委员。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文革”开始时他四十出头，已当上了市委委员。

谁承想，这些老师校长，一夜之间斯文扫地。“文革”爆发后，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没完没了的批斗会。高潮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那是个星期天。有二十多个校领导和老师戴高帽挂牌子游斗，最后集中到操场上，他们在学生的喧嚣、羞辱和拳脚中蹒跚穿行。最后让他们齐唱《鬼见愁战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人民的铁锤，把我砸烂砸碎……”其中顶数副校长刘铁岭的嗓音最嘹亮。